二、思想“啟蒙”與“文化工業”的自我毀滅

“文化工業”是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在《啟蒙辯證法》一書中提出的概念。他們指出，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電影和廣播……它們稱自己為工業”。[4]（註：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啟蒙辯證法》〔M〕，重慶出版社1990年版）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的“文化工業”概念具有強烈的否定色彩，他們認為，歷史上具有進步意義的思想“啟蒙”恰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為利用自我的一體化策略和能力遮蔽資本主義制度的非合法性、消解大眾的自主意識和獨立判斷能力的工具，因此，“文化工業”是“啟蒙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倒退”，從此，使人類由“啟蒙”走向了現代“神話”。

法蘭福克學派的啟蒙並不是專指18世紀西歐的啟蒙運動，而是泛指那個把人類從恐懼、迷信中解放出來和確立其主權的“最一般意義上的進步思想”[5]（註：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啟蒙辯證法》〔M〕，重慶出版社1990年版）。雖然啟蒙精神追求一種使人能夠統治自然的知識形式，旨在征服自然和把理性從神話鐐銬下解放出來，但由於其自身內在的邏輯而轉到了它的反面，變成了一種新款神話。在霍克海默、阿多爾諾啟蒙辯證法之下，科學和邏輯的整個意義都成了問題，因為科學是解放工具，也是統治的工具，人們從學習自然開始，目的就是統治自然。啟蒙的理性主義提高了人統治自然的力量，人們從統一的意志和語言徹底系統地消滅了否定的思維和力量，使文化啟蒙演變為某些人對另一些人對全社會的統治力量。

霍克海默認為科學危機本身造成了啟蒙的危機，因為科學和技術在提高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部門的效率同時,它還把其操作主義本質擴展到整個系統模式之中,人們一方面適合了機械操作程序的生產、工作、管理模式和權力方式,另一方面自動放棄或被剝奪了一切形式的抗爭。文化的普及與啟蒙最主要動力來自科學，科學帶給人類的是理性解放，自主性和獨立性的增強，但思想啟蒙本身的迷失又使得科學在參與文化運作上表現出反文化的傾向，尤其是在現代科學技術高度參與下，作為“工業”產品形式出現的文化卻蛻變為可鄙的現代神話。

“文化工業”是現代科學技術和市場化的產物，它不同於以往任何時期的文化形態，它改變那種分散的、個體性的、手工作坊式的傳統制作方式，采用批量生產、自動控制、流水作業、分工合作的工業化生產方式，這些都是借助於現代科技的力量而得以實現的。“文化工業”用“技術的無比威力”以及標準化、統一性等的科學意識，用自由放縱的市場手段瓦解了藝術本身所需求的個性，從而造成了藝術在文化工業生產鏈條中“終結”。由於文化工業的技術著眼於標準化和系列生產，而放棄了“對作品的邏輯與社會系統的區別”，所以，個人只有當自己與普遍的社會生產、與社會主導的意識形態完全一致時，“虛假的個性才能不斷成為普遍性”。[6]（註：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啟蒙辯證法》〔M〕，重慶出版社1990年版，第146頁。）技術在文化產品中違背了它的駕馭者的意願，藝術在市場消費改變了藝術的初衷，“文化工業”用人為意志代替了事物邏輯，使個人在“文化工業”統一的市場規範中的每一個進步，都以犧牲個性與自我為代價，使藝術無論從內容到形式都保持了一種無差異狀態，最終導致人類個體屬性的喪失、藝術靈感的終結。

在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的視野中，“文化工業”是現代科學技術的產物，不同於以往任何時期的文化形態，是與大眾的利益根本對立的。“文化工業”則是有計劃、有組織地通過標準化、模式化的制作完成的，采用現代大工業生產的方式生產出來的。大眾通俗文化是自然天成的，體現著大眾趣味的多樣化。“文化工業”是在資本驅使之下所進行的文化生產，通過不斷改變享樂的活動和裝潢，使大眾在五光十色、琳瑯滿目的誘惑中放棄思想，大眾在輕松的享樂中所體驗到的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感情聯系”。當文化的命運變而由資本來決定、文化的興衰存亡系於投資意向的時候，人們從中處處可以感受到資本這只無形之手在背後的操縱作用“歡笑在娛樂工業中成了騙取幸福的工具”。[7]（註：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啟蒙辯證法》〔M〕，重慶出版社1990年版，第132頁）。

總的來說,在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家看來,藝術與工業水火不容，文化工業的合成基因天然發育不足，它與科學技術、形式邏輯和數學方法結合,將經濟、政治、文化融合成為一個密不透風的管理體系後，人類理性反而淪為了壓制人、統治人的工具理性和技術理性，它與市場結合，藝術和文化的邏輯被從屬於商品的屬性、資本的邏輯、金錢的奴隸。從此，文化工業攜帶著意識形態把商品形象轉變為某種文化符號，大量制造和推廣這種標準化、模式化的文化符號，以誘發公眾的消費欲望，引導流行的習俗風尚，甚至推動社會價值觀念的變革，從而對整個社會的商品消費施加影響。

人們渴望藝術，但藝術卻通過各類管道，每時每刻，每個地方，以一種千篇一律的面貌取悅於拙劣資本運作，單一乏味的藝術創作，至此，“啟蒙”因孕育文化工業而走向自己的反面。

三、“創意”萎靡與能源再生

世界各國有數不清的電影院，每天都在不停地播放著不同的文化，圍繞電影院線滋生一個龐大的產業鏈條，每年僅票房收入近千億美元。全球電影院線放映的片源85%來自美國的好萊塢，美國大片雖然有限進入中國市場，卻迅速抓住了中青年觀眾的眼球，占領電影市場的半壁江山。從表面上看，美國大片為我國創造票房數收入十余多億元，繁榮了低迷的中國文化市場，但大部分收入，皆被擁有知識產權的美國制作片商等拿走了。美國人通過對文化工業的創新、開辟了新的文化市場領域，迅速占領了世界電影市場。美國好萊塢的電影一開始將虛構的故事與資本、科技、市場等諸多因素重新排列組合，通過創意改變了人們的信仰和愛好，通過版權，捍衛自已的利益，通過市場掏空了世界觀眾的腰包，通過傳播美國的價值觀念俘獲人們的意志，這也許就是熊彼特“創新”理論中沒有明確提出那種非物質的力量。

在由工業化時代向服務業時代的轉型的過程中，科技的進步不但改變了人們生活與工作的方式和態度，還為全方位滿足人們精神需求提供了可能，這種內在的需求沖動不僅進而推動了產業結構與消費結構的轉變，還推動人們的消費模式由單一滿足物質需求向滿足精神愉悅的轉變。滿足人們物質消費與精神消費的背後隱含著不同的消費模式和消費動力，世界進入精神消費時代後，我們又將尋求什麽樣的資源支撐起人類的文化經濟時代呢？

縱觀全球，發達國家早已有意識地利用獨特創意和文化產品、營銷、服務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創意經濟浪潮。英國、美國、澳大利亞、韓國、丹麥、荷蘭、新加坡等國都是創意產業的典範國家，在一些國家，增長的速度更快，美國達14％，英國為12％。在近10年中，英國整體經濟增長70％，而創意產業增長93％，顯示了英國經濟從制造型向創意服務型的轉變，一時間，文化創意成為新經濟的能源化身。文化創意產業首先是在發達國家發展起來的，該產業之所以在這些國家率先發展起來決非偶然，有人認為主要靠政府的政策推動，其實它印證了約翰•霍金斯的判斷：資本時代已經過去，創意時代已經到來。

創意和創新普遍存在於各個生產領域，它們並非都與文化相關。創意與創新不同，創新是針對科學壟斷、技術至上的否定，它從根本上理清了科學進步、發明創造與創新對於經濟發展的不同作用，創意首先是創新，其次是文化現象，最後是一種產業。創意作為產業源於個人創造力、能力及才華，在知識產權的保護、開發和利用充分前提下，具有創造財富、擴大就業潛力和強大的市場擴張能力。創意幾乎涵蓋了人類社會每一個方面，英國是最早把創意產業分為13行業：廣告、建築藝術、藝術品與文物交易、工藝品制作、時尚設計、時裝設計、電影及影像制作、互動休閑軟件、音樂制作、表演藝術、出版業、軟件開發、電視廣播。美國將創意產業分為6類：文化藝術、音樂唱片、出版業、影視業、傳媒業、網絡服務業。其他創意性國家也都根據國情制定了不同的創意產業分類標準，從總體上看，創意產業正以驚人的速度迅速覆蓋幾乎所有行業。創意產業的興起，不僅打破了工業經濟時代的規模決定一切理論模型，也從根本上否定了信息革命時代的科學技術萬能鐵律，使我們不知不覺地進入了文化經濟時代。1986年,著名經濟學家羅默(P.Romer)撰文指出,“新創意會衍生出無窮的新產品、新市場和財富創造的新機會,所以新創意才是推動一國經濟成長的原動力。...”[8]（《政治經濟學雜志》，保羅·羅1986,vol.94(5):1002-1037）

創意既是一種取之不竭，用之不盡可再生資源，也是市場潛力無限，消費沒有窮盡內容產品，但這也不是說所有的創意都能成為產業。縱觀發達國家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歷程，可以總結出文化由創意到產業發展的一些必備條件。

1、悠久歷史、厚重文化≠文化創意產業。世界上擁有最悠久歷史的文明國家都不是文化創意產業最發達的國家。在歐洲，希臘是歷史文化最繁榮國度，意大利是文藝覆興的聖地，但英國卻成為文化創意產品最大的出口國。埃及、印度、古巴比倫和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但文化產業的市場能力十分低下。文化資源貧乏、歷史短暫的美國卻是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文化產品輸出國。可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建立在經濟實力和科學技術實力基礎上的要素創新能力和思想創意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