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方面，新文化運動伊始，開辟一個新天地，西方價值觀進入鄉土中國，帶來前所未有的啟蒙沖擊。第一部分說過在進入現代化語境之前，整個中國是鄉土性的。而高舉“民主”與“科學”的先驅者們，自然把啟蒙的對象放到中國最廣大的鄉間。鄉土文學的理論者強調“強烈的地方趣味”正是“世界文學”的重要部分。這促使作家把目光下意識地轉向鄉土中國的廣大農民，書寫與發掘獨特地域文化及其特有的鄉風民俗所蘊含的文化要義。從整體上把握鄉土中國的鄉村文化形態和氣質。也正是在這其中，鄉土文學的啟蒙性才大大的展開。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鄉土小說作家，不論他們自身來自哪一個社會階層，都沒有把“墮落的社會上層”納入啟蒙對象之內，也從來沒有在“肉食者”們身上寄予過什麽希望，凡是隸屬“上層”的人物在“五四”鄉土小說中大都被放置在啟蒙的對立面，並使其顯得鄙俗不堪。“五四”鄉土小說的啟蒙對象有著嚴格的階級界別，它只包含以農民為主體的下層勞動者，也就是魯迅所說的“被損害被侮辱的人們”。

鄉土小說的部分作家（以魯迅、茅盾為代表）面對廣大農民身上的痼疾——可恨可悲可憐的愚昧性格和頑冥不化的民族劣根性，而采取文化批判和啟蒙。這一脈的“五四”鄉土小說，帶著強烈的社會批評色彩，“偏重於社會權利結構的兩大陣營的正面沖突，揭示鄉間生死的冷酷與無奈，農民物質與精神生活的匱乏，“階級鬥爭”逐漸成為他們結構小說的骨架”（7）——筆者認為這種悄然的轉變為“左翼”鄉土文學甚至建國後受政治幹預的單一文學模式的寫作埋下了不良的種子，政治意識形態的內涵被不自覺地賦予在文本之中，政治的強力在黨派權力鬥爭中潛移默化地幹預了文學。

“五四”時期另一脈的鄉土文學則是以廢名、沈從文為代表。“田園詩風”的散文化小說把“地方色彩”和“風俗畫面”（8）發揮到極致。這一脈的鄉土小說如果從啟蒙角度來看，是絕對沒有在“五四”精神和人道主義的雙重觀念燭照下的鄉土寫實派有力的。但是它從老莊哲學的“出世”的角度，采取回避現實的態度，營造出一個烏托邦似的鄉村，沒有階級壓迫和剝削，沒有等級意識的樸素自然的境界，宛如陶淵明的“世外桃源”——昔時，這個“世外桃源”為中國古代士大夫築了一個“巢”，一個精神家園，掩護他們與虛偽、醜惡劃清界限，得到休息和逃避；而今，這個在鄉土作家筆下的“世外桃源”則試圖挖掘鄉土中國的人性美與人情美，以傳統文化的底蘊去對抗西方文明和現代都市文明。這也看出鄉土作者不甘被腐朽的“城市文明”所侵擾，拒絕城市中“物”的壓迫和拜金主義對人性中本真部分的侵蝕，同時不甘被鄉間宗法思想束縛，把原本並不美好的傳統的農耕文明及“鄉下人”理想化，挖掘與表現鄉土的純美，而采取的對抗意識和創造精神。“在‘神’之解體的時代，重新給神作一種贊歌。在充滿古典莊嚴與雅致的詩歌失去光輝的意義時，來謹謹慎慎寫最後一首情詩。”（9）這是這一脈鄉土作家的共同藝術追求，這種美學風格的追求這不能不說是另一種“啟蒙”。沖淡的“漸進自然”的筆法儼然創造出一個充滿盎然生機和純美質樸的具有中國古典美的幽靜禪意的東方鄉村——筆者認為這種平和緩慢的美學精神在敘述時，消解了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世外桃源”的“無論魏晉”般的無知正好沖淡了與文學無關的政治社會中的宏大事件和命題。這也是這一脈的鄉土小說在建國後被隱匿的原因，（被隱匿的其實是文學性），只是其中的點點文學性慘然被繼承，留存在部分建國後農村題材小說中，也正是這可憐的文學性，讓建國後的部分鄉土小說藉以間接“隱現”鄉土風俗風景和人情風味而具有“民族風格”和“地方色彩”，具有存在的價值，在文學史的地位具有恒久性。這一脈直至汪曾祺，才得以修復並在八十年代發揚光大，而且將持久產生作用。

政治方面，在現代化鐵蹄下，民族危機日益加深，“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成為時代的主題。（10）政治與文化其實從來就沒有被真正分開過，在那樣一個時代，“啟蒙”中本身就包含“救亡”的目的。啟蒙者們將思想文化的轉換作為解決問題的途徑，試圖將“思想革命”與“文化批判”作為促成中國現代化轉型的重要手段。這種策略帶來兩方面的後果，一方面是以疾風暴雨似的啟蒙來呼喚鄉間大眾，其勢威猛，在很大程度上，固然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啟蒙運動是該有之事，但是不該如此淺薄和功利，“威猛”帶來的一個後果就是粗糙不精，很多問題沒有被解決，“未完成的現代化”在啟蒙開始時就注定結果；“功利”帶來的一個後果就是把目標當作手段，這種性質導致“啟蒙”一開始就有著不健康的毒質在里面，“啟蒙”並不純粹，“啟蒙”的最終目的非“以人為本”而是要擺脫民族危機，促成鄉土中國迅速像西方一樣的現代化轉型，而正是這導致啟蒙的自殺，當“啟蒙”運行到一定階段，必定有一個事件（使民族危機加深到臨界狀態的事件）導致蘊含在“啟蒙”中的“救亡”因素大漲，高漲的民族主義熱情爆發，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興起，“啟蒙”被扼殺，“五四”時期“啟蒙”中的悖反因素就在這里，這也是導致中國現代化半途而廢的重要原因。而各種政治力量的角逐也導致文化啟蒙的路線在後來並不明晰。

“救亡”被繼承

臨界狀態的事件終於來臨，1937年中國進入全面抗戰，民族危機空前加深，鄉土中國面臨亡國危險，“救亡”的民族主義熱情毫不猶豫地席卷全國，國內的政治鬥爭在民族危機的背景下基本緩解。此時的戰爭通過政治影響了文學的發展方向。戰爭期間，國內的政治勢力開始不覺發生變化，解放區面積擴大，共產黨後方軍事實力在逐漸擴充，而最終在民族戰爭後的國內戰爭贏得戰局，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並長期執政至今。這里，就很有必要打量在抗戰時中國共產黨的文藝主張，以及戰時的各文藝派別的勢力消長與角逐和整個文藝局面。以此我們可以看到建國後的文學模式的濫觴。

1937年全民族抗日戰爭爆發，隨後三年又發生了全國內戰，戰火一直燃燒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十二年的戰爭使中國處於動蕩時期，社會秩序混亂不安。而作為中國革命的主力軍——農民，充當著至關重要的角色。毛澤東以戰略家的眼神斷定，中國革命沒有農民的參與是絕對不會勝利，“國民革命應該首先是一個農民革命”（11）。而事實證明，共產黨的群眾策略影響重大，在解放區，以及建國後，工農的重要性得到最大利用——也深刻影響到整個國家的文化策略。這是後話。

在戰爭時期，這個特殊的歷史環境，要求文學擔負起民族救亡的使命。這樣以來，自“五四”發展著的新文學以“啟蒙”為主旋律則在這里開始變調，以適應戰時的形勢。40年代文學最顯著的特征就是“戰爭”和“救亡”深深的嵌入。“戰時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圍，包括思維方式與審美心態，促成許多唯戰時所特有的文學現象；戰爭直接影響到作家的寫作心理、姿態、方式以及題材、風格。”（12）。如引言所說，社會制度與政治文化背景直接影響和制約著文化狀態。

“救亡”壓倒一切，文學活動也轉向了以“救亡”的宣傳動員為核心。打量這一時期成立的文化團體，從它們的名稱，以窺一斑。1937年7月28日——上海文藝界救亡協會成立；8月——由中國劇作者協會組織、集體創作的抗戰話劇《包圍盧溝橋》在上海公演；同月，上海戲劇界救亡協會主持成立了13個救亡話劇隊到各隊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活動；同月24日，《救亡日報》創刊，郭沫若任報社社長，夏衍主筆；次日，茅盾、巴金主編《吶喊》在上海創刊，第二期易名《烽火》；同年，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在各地演出。

而最為重要的事件當屬1938年3月27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武漢的成立。由民主主義作家老舍主持“文協”的日常工作。“文協”的成立標志著30年代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自由主義文學、以及國民黨民族主義文學等幾種文學派別在戰爭的強勢背景下的匯流，組成了文學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需要明白的是，文學與抗日連結，它所帶來的後果則不僅僅是抗日，文學所最終關懷的對象始終是“人”，當它直接地與戰爭聯系，為抗戰服務，那麽戰爭的基因存留在文學里——將是長久的，而這也影響了寫作者與讀者：當戰爭綁架文學，對於創作者是災難，對於讀者是不幸。創作者代表一個國家文化的水平，讀者代表一個國家文化的未來。

“文協”成立時提出了“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口號，此時的戰爭已經開始綁架文化工作者的現實生活。在國難當頭，烽煙四起之時，作家們不會去咀嚼爭辯文學性、審美性、啟蒙性等不合時宜的問題，（13）他們自願以“英雄主義”的調子貫穿一切創作，由此表現出來的文學作品色彩統一，鮮明單調。盡管如此，仍有作家看到戰爭的強力將對文學帶來的災難。梁實秋1938年底在《中央日報》副刊發表《編者的話》，提出文學創作“與抗戰無關”論，由此引起對“抗戰無關”論的批判，成為眾矢之的。這也是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最後一次抗爭。

“文章下鄉，文章入伍”這一普遍認同的口號是以文學的多樣性、個性化的部分喪失為代價的，大批作家陶醉在廉價的樂觀主義中，集體無意識的虛幻的沖動成功地將“救亡”發揚光大，而作家只是“廉價地發泄感情和表達政治立場”（14），文學在這個時候真正成為了政治的“傳聲筒”，其工具性被凸顯。

而解放區文學觀的發展最值得我們關注，在解放區文學的影響下，作家力求向“民族形式”與“大眾化”方向發展。解放區的讀者主體是農民，這一根本變化讓文學的“大眾化”變得尤為迫切，創作者不得不去創作廣大農民“喜聞樂見”的文藝作品，而以往新文學中常見的知識分子個人的情感生活則被忽略或強制抹殺。以往“五四”鄉土作家以農民性格中的頑固瘧疾為批判對象，進行文化批判和啟蒙，而解放區的政權則建立在廣大農民的群眾基礎上，農民的地位具有不可置疑的合法性。反映在文學創作上則是，由過去對現實鄉土生活的矛盾和黑暗的揭露轉變為對新社會制度的贊美以及對農民群眾鬥爭生活的熱情描繪。批判對象則在階級二元對立的視覺下，變成了地主的階級壓迫——這樣的批判中再也沒有復雜人物中的性格矛盾，沒有作為鄉土中“人”的普遍性的劣根性。反過來，解放區作家在森嚴完備的組織制度下進行的文學創作也深深地影響了創作者——農民及農民身上積澱的某些傳統文化道德中國封建性因素，保守狹隘的小生產意識的影響潛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