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覺得另外一個問題是，2個小時算是《遙感城市》很長的版本，因為一般是做90-100分鐘，可是台北市是2個小時，以時間長度來說是很長的。他寫了腳本之後，德國那邊還會有戲劇顧問幫他改，我有看到他們在寫那個腳本的時候，旁邊同時就會有戲劇顧問說，我覺得你這邊接這邊不順，然後例如說請問台灣的健保體制跟西方的健保體制是一樣的嗎？這樣寫台詞是make sense的嗎？其實導演就是線上工作，如果我們覺得有問題，我們也會提出來跟他說，我們覺得哪裡有問題，但這其實是他的創作，所以要不要接受是他的事情，像第一天走完，我就跟他說時間太長，而且塞太滿了，我感覺你一直在跳不同的議題，可是台灣觀眾接受跟思考的速度，未必如你之前習慣住的城市那樣， 我覺得真的沒有辦法全部聽進去，但最後決定權還是在他。

我們大概花了一週到十天的時間，把英文版確定下來，試走、修正、試走、修正，確定下來之後，恐怖的事情發生了，就是到禮拜天，英文版本完全確定後，那個週五還週六要首演，我們偉大的翻譯就在一天一夜間翻了兩萬多字，接著就是台北的四個人，一個導助、一個承辦、一個翻譯，跟另外一個把中文台詞錄成電腦語音的人，這個大概是在兩到三天內做完，所以基本上那個時候，我們就是像網咖一樣，四台電腦有一個人已經翻譯過一遍，我跟另一位承辦由上至下，再由下至上校正過，所有東西反覆校了三四次，最後錄的人說你們確定是這個檔了嗎？確定是這個文字了嗎？然後就錄了。禮拜天導演才確定，週三我們就要走中文版的試走，試走完之後，因為他其實並不知道中文到底處理的怎麼樣，但時間是一樣的，這一句的中文，一定要對這一句的英文，試走完後，他是聽他的英文，去改他覺得不順的東西，所以這個反覆修改的東西，其實到了首演還在改，例如說那天走完，它可能那天修到半夜兩點，接下來就是他的兩個助理跟我們，再把他改的東西翻譯、修改、錄音，重新把音檔塞回去，大概是這樣。

傅裕惠：

最後觀眾要分成三個小組的意義是什麼？

温思妮：

有一點可能是像我剛剛講的，他喜歡把一個群體分成好幾個不同的群體，例如說一組做一件事情時，另一組從別的角度看，這在視覺上會形成一種意義，這是他們很常玩的東西。另一點，說白了，一定要分成三組的原因，就是那個電梯一次只能塞17個人，而且那個電梯非常老舊，上下都要花很久的時間，這是在技術上一定得克服的，當然這在其他城市也是一樣，像柏林版最後進到一個像醫療中心的地方，要走樓梯走八層，對我來說，這個版本會比較成立，因為耳機裡的聲音說，請你開始你想像你的生命，從零歲變老，你的身體越來越重，當你聽到這句話時，是很切合身體感受的，因為參與者已經爬樓梯爬到第七層，還不知道要爬到哪一層。在技術上，我想在其他城市也一樣，他無法把50個人全部塞在樓梯口。

黃思農：

故事就是個引子，觸發閱聽者與城市之間的關係，這個文本本身的完整性並不是這麼重要，重要的是這個聲音與與眼前所觀看的如何形成一個辯證關係。這個文本圍繞著一個失蹤案出發，這個案件在尋找九零年代不見的一個小孩，這也對應了，觀眾在城市裡遊走時的一個狀態，不論他在尋找什麼，下一個要聆聽聲檔的地點也好，下一個故事的片段也好，對應這個狀態，觀眾在路上看到的尋人啟事、咖啡廳，或進中藥行聽到的聲音裝置，都圍繞著這個虛構文本，某種程度就將城市幽靈化或半透明化，透過一個虛構文本，讓這個城市長得不像我們本來以為的那個樣子。

http://pareviews.ncafroc.org.tw/wp-content/uploads/2017/12/373-750x384.jpg 750w, http://pareviews.ncafroc.org.tw/wp-content/uploads/2017/12/373-725x... 725w, http://pareviews.ncafroc.org.tw/wp-content/uploads/2017/12/373.jpg 751w" sizes="(max-width: 500px) 100vw, 500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