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人們面對一個新的商業秩序的崛起，帶有中國特色的不健全的市場經濟以從未有過的方式調配了中國的社會秩序。在調配的過程中，社會財富的分配決定了人口的流動方向。鄉土中國在這個時候開始真正走上了漫長的現代化道路。執政者也清醒地認識到，中國最大問題就是“三農”。土地上的人們不再遭遇被趕出土地的不幸而是主動逃離鄉土，進入光怪陸離的現代都市。因為他們覺得只有在城市里面，才有可能擺脫貧窮，而擺脫貧窮對於鄉間的人們來說，就是一切了。農民艷羨城市發達的消費文化，進入城市，他們產生了第一次的文化覺醒，這種覺醒不是通過書本，而是通過對鄉間傳統人生的質問，通過對土地的內涵闡釋產生極大的懷疑與絕望；而當城市又無情地割斷他們擁有“根”之情結的鄉土時，他們又為城市的嘈雜、浮躁、隔膜和個人主義而痛苦和恐慌不安。在鄉間形成的人格塑造如何去適應速變的城市？換句話說，日新月異的城市也對鄉村人格消化不良。大批農民進城，他們的後代成為留守兒童，他們的鄉土成為衰老和無力的所在，青壯年紛紛離開土地，進入城市，而後成為商業化的一部分或者說被商業化的一部分。而鄉間兒童在長大後，也注定離開土地——離開資源貧瘠的農村成為那些兒童最初的夢。如果在沒有任何政策保障的情況下，鄉間已經出現了在現代化進程中被肆意掠奪的跡象。農村始終無法占有更多的資源，無論是教育還是經濟，是衛生還是就業。春節的始末也是最能體現在現代化痛苦轉型中的中國之本質，“還鄉運動”再次證明了中國的鄉土性，只是此時的鄉土只是那些進城者精神的故土，一年四季，只能是在春節——散發著古老氣息的節日——里，短暫地回到家鄉，這種還鄉已然是精神意義大於實際意義。

在城鄉二元對立的社會狀況下，反應在鄉土文學上，這一時期的“打工文學”昌盛一時。關注社會的鄉土作家們，無法忽視鄉土小說新的題材領域，農民進城“打工”生活的題材成為這一時期鄉土小說的主流。眾多瑣碎紛繁的打工題材一時擁入通俗文學雜志大門，良莠不齊，萬向眾生。這種緊跟社會現實的“打工”小說很難出現深的文化批判，讀者面對“商業化”浪潮下的文學，不再精深閱讀，這樣也導致了文學寫作者的速成：題材的新穎和誘人，情節的曲折和通俗成為主要標準。

20世紀90年代優秀的鄉土小說家在描寫農民工進城打工時，帶有的道德評判束縛了他們的寫作視野，道德評判的傾向注定了他們的情感是依附在自己心中的“鄉土”的。鄉土成為他們的“精神象征”，他們在作品中營造出的“鄉村精神”反映了作家的“精神戀土”，在對“鄉村精神”的探尋中，濃郁的主觀色彩把故鄉的“鄉村性”完整地發揮出來。當他們真的這麽做時，他們已然與真正的土地疏離或隔膜了。在這個浮躁的年代，喬寓城市中的小說家對新的生活環境帶來的任何不適只能加強他們對精神故土的依戀和歌頌，對鄉間原始生命力的崇拜和熱愛，對都市的痛恨和權力的恐懼。在寫作中，自然也就深刻挖掘美好的鄉村特質，對農民進城打工的道德批判決定了他們的關注忽視了土地的功利性、農民的物質性——分歧在這里產生了，“鄉土”一方面是鄉土小說家的“精神家園”，而被現實生活逼得進退兩難的農民則看到了“鄉土”的另一方面：真實的農民是不會像知識分子那樣，挖掘土地中浩繁的歷史文化因素的（25）。

進入新世紀，十年又很快地過去了，這時的中國已不再是以前的那個“大農村”了，此時的中國也像其農村一樣進行艱難的轉型。第一批進入城市的農民工接受了城市的改造，他們的鄉村人格已經緩慢融入到城市性格之中。當財富慢慢地接觸農民時，中國的產業傾向也順其自然地走向了人口密集型的制造業。整個國家的絕大多數勞動者的素質決定了中國對高新技術的無為和知識產權的無視。骯臟擁擠的綠皮火車，渾濁刺鼻的公共休息場所，低俗刺耳的服裝店音響……所有這些都在提示這個國家的大眾生活質量和文化水平。然而，再沒有比以下這個場景更能說明問題了：大批建築工人蹲在建築工廠門口，大口吞食白面饅頭，而在他們腳旁則響起從山寨手機擴音器里發出的粗糙低俗的流行音樂。

這個國家面臨著空前的庸俗感。社會的粗鄙化和庸俗的社會現實讓人們感到窒息。觀察中國的城市建築你會感到深深的無力感，看到摩天大樓下擁擠的人群和不潔的環境你又無法感受自然的歸屬感。那些留守兒童長大了，他們無法感受當代中國的精粹文化，他們更願意去體會網吧聊天室里壓抑的情緒。農村貧乏的教育資源注定他們與城市的孩子拉開了起跑線上的差距，這種宿命的結局始終束縛著他們。

全球性的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激蕩著中國。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並不順利甚至失敗。這種不倫不類的“城市化”裹挾著寄生在其中的享樂分子、拜金分子，真正謀殺了中國鄉土性中的美好一面。席卷全球的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也給鄉土中國帶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脅，不得不說，這股世俗的力量太強大了，強大到影響了一個國家幾千年來的鄉土性。在初民社會，人如螻蟻地在兩河流域生活，奮力掙紮在生死線上；而今，人在城市的高樓大廈里再次像螻蟻那樣，只是以前是在自然的強力下，如今則在“物”的異化下改造著自己的人性。

在這個物質至上的社會，作家們關心銷售的數量，而不是作品的質量；費力在銷售的手段，而不是情節的經營上。在這個物質至上的社會，廣大人們關注眼前的利益，喪失遠大的理想。在這個物質至上的社會，經歷了種種“偽崇高”的作家們，放棄了對真崇高的渴望；熱血沸騰的青年們用高昂的民族主義熱情在網絡上嘶喊，同時他們也喪失了自己獨特的理想——好像生活不存在更高的意義了……

在過去的十年內，鄉土中國又遭遇了一場技術革命——網絡的普及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公眾參與。農村與城市的交界，星星點點的網吧也散布在那里。網絡資源終於打破了鄉村與城市的一種固有隔膜，網絡里沒有墻壁，人人平等，資源共享——網絡的冷冰冰真正瓦解了鄉間的“土氣息，泥滋味”。這場技術革命也重塑了社會情緒。然而就是這種人人參與，太過喧囂的平臺使得知識分子喪失了回應的能力，再有沒有一場精深的熱烈的爭論，一個更加強大的系統無形中形成了，它看上去如此自由，如此喧囂，人們並行不悖樂在其中，在這個系統內，不用分清現實的地位差別，然而，就是這樣，已經沒有人敢於宣稱“知識分子”和“精英”的立場了。僅僅表明立場，也許會遭到大眾唾液的淹沒——“五四”時期的啟蒙真正走遠了。試想這樣平庸的時代，你如何去奢求它產生偉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