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思妮：

我的確是代表製作上，而不是創作上的角度，所以也沒有辦法正面回答亮廷的問題，不過這個製作一開始就是《遙感柏林》，它的確不是全球化的計畫，一剛開始就只要做《遙感柏林》，做的時候也沒有想到之後，我覺得那個出發點不太一樣，他的確不是說，一開始就去想一個很聰明的東西去全世界巡迴，當然在2013年之前，里米尼紀錄劇團已經有很多的作品在巡演，但因為我不是他們，也沒有辦法代替他們發言，他們有沒有顧慮到這個點，我想講的是，從製作上來說，還有另外一個例子，不知道現場有沒有人看過《北投異托邦》，這個作品是你先預約，然後到北投就可以等到一個預約好的摩托計程車司機，他會載你上北投，它的技術很簡單，司機會載你去七個點，然後你去那七個點掃QR code，就可以聽到音檔，所以概念基本上就是，摩托計程車司機載你去不同的點聽有聲書，不管是這個日本導演高山明，或是說《遙感城市》的導演，其實都有提到說這樣的創作，如果沒有跟在地的藝術家、團體合作或做田調，他是沒有辦法成立的，所以其實我覺得蠻有趣的點是，那個跟在地藝術家合作的程度是到哪裡？

然後跳到剛剛提的另一個點，我覺得創作跟製作也沒有辦法完全分開，因為對於觀眾來說，這就是一體的，我覺得很有趣的是，在《PAR表藝雜誌》上，香港的評論人陳國慧提到說，他們是去火車站，主辦單位很貼心的發報紙，讓觀眾可以墊在下面坐，對這位劇評來說，光是這個動作，觀看者與路人的關係已經改變了。這件事情也出現在《遙感城市》台北版，國外的藝術家，當然沒有辦法去判斷在地觀眾的行為模式，他也許可以稍微預測，但絕對不可能精準的判斷，這就是主辦單位會預測說，觀眾會有什麼樣的行為模式，有時候是直接對劇團提出建議，但有時候很純粹的就只是歸於製作上的事情，可是卻造成觀眾很不一樣的感覺，包括《遙感城市》台北版被大家詬病的，就是我們發小紙條給大家，每個劇評都寫到這件事，然後我們不准大家劇透或什麼的，為此我還請我同事把小紙條的全文傳給我。

其實我們在小紙條上面有六點，希望大家還是覺得這是一個演出，或是如果觀眾迷路了可以找誰，或是說我們會發給觀眾什麼東西，請大家不要掉了或接收器不要摔在地上，包括設成飛航模式、填寫問卷和不要劇透等，這整張小紙條的內容非常像是在照顧幼稚園的小孩，觀眾可能會覺得很多餘，但是以製作方面來說，其實不見得是多餘的，因為例如說有觀眾迷路了，沒有跟到最後，而他為此感到很不高興，因為他是一個群體的行動，所以這些很多的細節就變得很有趣。有一些觀眾，會覺得我為什麼要跟群體一起行動，為什麼你不可以給我更多的自由，但是在這個群體裡，也會有觀眾覺得為什麼你沒有先提醒我，或為什麼你沒有先照顧我，我覺得這是蠻有趣的事，也是在製作上怎麼會去影響到觀眾的感受。

觀眾：

那里米尼知道有紙條這件事嗎？

温思妮：

其實劇透這件事，里米尼紀錄劇團也沒有明文規定，但他希望工作人員不要透漏。

觀眾：

他們有要求你們要給這個紙條，還是他們沒有要求你們要給？

温思妮：

他們沒有要求我們要給紙條，這完全是製作方的決定。就像澳門那邊給報紙，應該也不是劇團說我覺得觀眾可能會不想坐在地上，所以你們可以發報紙。

觀眾：

但我們的製作單位沒有想到要問劇團嗎？

張吉米：

像這種體驗式的演出，對我來說，我覺得每一個細節都需要經過導演，因為包含觀眾的驗票，他到了演出場地，以及到離開之後，那整個過程都是浸在裡面。我也聯想到思妮剛剛講國父紀念館的館員衝出來的事，因為不能爆雷的關係，所以有人有爆雷的話，就會有人衝出來說他爆雷。為什麼會有很多評論怕爆雷，因為除了製作方那張紙條之外，還會有很多人在網路上禁止別人爆雷，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可怕的，比如說有一篇評論寫到演出內容，其實寫的地點就是售票系統上公佈的地點，但是下面就會有人留言說，是不是不要這個時候PO，演出完再PO，我覺得這個狀態，跟我剛剛聽到妳說國父紀念館有館員衝出來的那個狀態有一點類似，就是一個像是有什麼危險，我現在要去阻止他，因為這可能會影響到我在乎的群體，我覺得這還蠻有趣的。

澳門那個狀態，跟台北剛好截然相反，台北規範的狀態是演出前，已經有一張紙條，可是在演出中完全不理會，澳門的狀態則是，一開始什麼都沒有，到了現場真的做了些奇怪的事情就會有人出來阻止你，但那個狀態跟台北就截然相反，前面不阻止，當看到有脫離他們要求的人，我在自己的評論上有寫到，因為大家都往左邊走，我想刻意往右邊走，就有個黑衣人出現說往這邊走，那個狀態我就完全出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