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這個時候仍然見下到黑老鼠的蹤影，灰老鼠搜索前進，來到了第三層。城堡主人的寬敞的大客廳就在這一層上，這個大客廳也早已經失去了昔日的光輝，如今同城堡里其他房間一樣陰森寒冷和空空蕩蕩。，他們甚至還爬到了只有一個淒涼可怕的大房間的最高一層樓。惟獨房頂上白鸛的那個大窩巢他們卻沒有在意，想不到要去搜查。恰恰就在這時候，雌貓頭鷹把阿卡叫醒，並且告訴她，草鸮鳥弗拉敏亞同意了她的要求，並把她想要的東西送來了。

灰老鼠把整個城堡里里外外仔細徹底搜查遍了之後，才放下心來。他們以為黑老鼠已經狼狽逃竄不再抵抗了。於是他們便興高采烈地撲到那一大堆一大堆的谷物上去。…

捕鼠者 

到了午夜時分，灰老鼠終於尋覓到一個敞開著口的通往地窖的孔道。那個洞穴在墻壁上相當高的地方，不過老鼠一個踩著一個的肩膀往上爬，不消多少時間，他們當中最勇敢的那一個就爬到了洞口，準備闖入格里敏大樓，而在這幢大樓的墻角下，灰老鼠的許多祖先前輩曾在戰爭中殞命捐軀。

那隻灰老鼠在洞口稍稍停留了一會兒，提防著會遭受到暗算。盡管守衛者的主力部隊已經外出了，但是灰老鼠估計留在城堡里的黑老鼠是決計不肯束手待斃的。他膽戰心驚地傾聽著哪怕是最細小的動靜。但是到處一片寂靜。於是灰老鼠的頭領便鼓足勇氣，縱身一竄，跳進了黑得伸手不見五指的地窖里。…

不列顛哥倫比亞的舒什瓦普人中，新死了丈夫或妻子的寡婦鰥夫必須離人獨居，不得用手觸及自己的身首，所用杯盞和烹飪器皿別人都不得使用。他們必須在溪流附近搭起一座汗浴小室，整夜躺在那里出汗，經常洗浴，浴後必須用雲杉樹枝揩擦身體。



這些樹枝只能使用一次，用後便插在小屋四周的地上。任何獵人不得走近這些悼亡人，如果這樣，便會帶來不幸。如果這些悼亡人影子落在誰的身上，誰便要立刻得病。



他們用帶刺的灌木作床和枕頭，為了使死者的鬼魂不得接近；同時他們還把臥鋪四周也都放了帶刺灌木。這種防犯做法明顯地表明，使得這些悼亡人與一般人隔絕的究竟是什麽樣的鬼魂的危險了。



其實只不過是害怕那依戀他們不肯離去的死者鬼魂而已。…

(八)殊域周咨錄(故宫博物院藏、楊惺吾藏明刊本、

陳援庵先生藏抄本、北海圖书館藏不全本、天一閣藏不全本)

《殊域周咨錄》二十四卷，明嘉禾嚴从簡撰。書大約成於萬歷十一年癸未，即西曆1583年。此書在清朝列為禁書，所以傳布很少。嚴從簡所著尚有《詩教》和《使職文獻通編》二十二卷(書甚罕見，章太炎《清建國別記》曾引此書)。…

(六)海語(寶颜堂秘籍本、四庫全書本、學津討源本、紛欣閣叢书本、嶺南遺事本)

《海語》三卷，明黃衷撰，書成於嘉靖十五年，即西曆1536年。此書內容，已見《四庫提要》，今不贅。其風俗一類所记西洋諸國只暹羅、满剌加兩國，不過物產、畏途、物怪三類，佚聞異文很多，可供參考。

嶺南遺事本以江鄭堂藏鈔本與學津本互勘，註其異同，加以校正，卷末伍崇曜跋於黃氏著作约略道及，在各家刻本中大約要算是好的了。

(七)皇明四夷考(明嘉靖刊《吾學編》本)…

(五)西洋朝貢典錄(指海本、借月山房匯鈔本、粵雅堂叢書本、別下斋叢書本)

《西洋朝貢典錄》三卷，明黃省曾撰。書成於正德十五年，即西曆1520年。黄氏的行誼，附見《明史》“文苑傳。文徵明傳”中。關於這部書的內容，《四庫提要》和王庸君的《宋明間關於西亞南方沿海諸國地理之要籍》已經說得很詳细，我不必多說。

《四庫提要》说此書有孫胤伽及趙開美二跋，今本《典錄》無此二文，只孙跋見於《讀書敏求記》中。又祝允明有《西洋朝贡典錄》序，見《懷星堂集》卷二十五，不過只是一篇空論，毫無可以參考之處。…

(四)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圍諸番圖(《武備誌》本)

這一部鄭和下番道程輿圖，不知是誰所作，附見茅元儀輯《武備誌》卷二百四十。茅元儀有一篇小序說道：

茅子曰：禹貢之終也，詳哉，言声教所及。儒者曰“先王不務遠”，夫勞近以務遠，君子不取也。不窮兵、不疲民，而禮樂文明，赫照異域，使光天之下，無不沾德化焉，非先王之(疑作與)天地同量哉! 唐起於西，故玉關之外將万里；明起子東，故文皇帝航海之使，不知其幾十萬里。天實啟之，不可強也。 當是時臣为內豎，鄭和亦不辱命焉。其图列道里國土，詳而不誣，载以昭來世，誌武功也．…

被眾位編輯大人追稿追得密鑼緊鼓，一連幾個電話來，一個說要馬上要，一個說在坐著等，一個說不能出了預告到時卻無稿刊出，總之，都是要現在交稿。 

真是，內疚得幾乎要自刎以謝天下，本以為不用上班稿便會交得準時點，怎知就是玩過了頭，黃昏鬧到翌日破曉時分的，跨日而玩，就把時間搞不清楚了，明天還以為是今天，過了兩天還以為只過了一天，只好把日曆端出來瞪著，看看今天是幾號和星期幾。 

蔡詩人追稿說： 

“玩啦！玩啦！玩到天亮啦！記住早上交稿就行了。” 

那就是說不睡覺也要交槁，這麽一來，我又不好意思跑了去睡覺而不交稿。 …

基於信仰的創造觀念，雖然現在可能喪失了它在認識存在者整體這回事情上的主導力量，但是一度付諸實行的、從一種外來哲學中移植過來的對一切存在者的神學解釋；亦即根據質料和形式的世界觀，卻仍然保持著它的力量。這是在中世紀到近代的過渡期發生的事情。近代形而上學也基於具有中世紀特征的形式——質料結構之上，只是這個結構本身在字面上還要回溯到外觀和物質的已被掩埋的本質那里。因此，按質料和形式來解釋物，不論這種解釋仍舊是中世紀的還是成為康德先驗論的，總之它成了流行的自明的解釋了。但正因為如此，它便與上述的另外兩種物之物性的解釋毫無二致，也是對物之物存在的擾亂。…

國民黨對於拒絕響應反共文學的作家並沒有包圍勸說，沒有打壓排斥，他只是不予獎勵，任憑生滅。那年代，只有作家因“寫出反共作品”受到調查（因為他反共的“規格”與官方的制定不合，或分寸火候拿捏不準），並無作家因“沒有反共作品”而遭約談。那時“中國廣播公司”刻意發展廣播劇，姚加淩寫了一個反共的劇本，演出中共公審大會的“虛偽殘酷”，惹了一陣子麻煩。自此以後，“中廣”的廣播劇盡量避免再用這樣的題材，趙之誠專寫市井小民貪嗔愛癡，二十年天相吉人。國民黨畢竟“封建”，“仕”還是“隱”？廟堂還是江湖？你的進退出處可以自由選擇，當然，除了“造反”。…

流亡作家渴望訴說，他們以為本土生民應該聆聽。那是斯大林時代，西伯利亞海濱有一個勞動營，萬名在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流放來此，用簡陋的工具開發森林，食物不足，醫藥缺乏，工作十分勞苦，每天有許多人死亡，也不斷有大批新人補充。在那樣的環境之中，有人趁著伐樹的機會剝掉樹皮，在樹幹上寫字，寫他們原是什麽樣的人，現在有什麽樣的遭遇，沒有筆墨，大家捐出鮮血。寫好之後，他們把樹幹丟進大海，讓海浪帶走，希望外面的人能看到他們的控訴，能知道斯大林究竟在做什麽。當時有些大陸流亡作家的心情仿佛如此。

一九五○年三月，蔣公於“引退”一年零一個月之後宣布復職，“國王的人馬”各就各位，動用一切力量鞏固臺灣，抗拒中共擴張，文藝成為其中一個項目。…

五十年代，臺灣興起“反共文學”，那時我拿不動這樣大的題材，沒有作品，只有心情。

一九四九年五月，國軍失上海，我隨軍撤到臺北。六月失青島，八月失福州，美國發表白皮書，聲明放棄臺灣。九月失平潭島，十月失廣州，失廈門，逼近臺灣門戶。共軍乘勝攻金門，國軍大捷，仍然震撼臺灣人心。就在這幾個月，小諸葛白崇禧、反共長城胡宗南節節敗退，華中、西北、西南盡失。十二月，國民政府遷臺北，雙方中間僅隔一道大約九十英里寬的海峽。中共反復宣告將革命進行到底，文宣用詞竟使用血洗臺灣。

逃難來臺的人喘息未定，頓覺呼吸急促。…

然而，如果質料與形式的區分的情形就是如此，我們又應該怎樣借助於這種區分，去把握與別的存在者相區別的純然物的特殊領域呢？或許，只要我們取消這些概念的擴張和空洞化，按質料與形式來進行的這種標畫就能重新獲得它的規定性力量。確實如此；但這卻是有條件的，其條件是：我們必須知道，它是在存在者的何種領域中實現其真正的規定性力量的。說這一領域乃是純然物的領域，這種說法到眼下為止還只是一個假定而已。指出這一概念結構在美學中的大量運用，這更能帶來一種想法，即認為：質料與形式是藝術作品之本質的原生的規定性，並且只有從此出發才反過來被轉嫁到物上去。質料——形式結構的本源在哪里呢？在物之物因素中呢，還是在藝術作品的作品因素之中？…

我飛越了大半個地球，降落在這個島上。在地球那一方的一個城市里，有一個我的家，有我的女人和孩子，這個家對於我至關重要，無論我走得多遠都要回到這個家去。我知道，在地球的廣大區域里，還有許多國家、城市和村莊，無數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其中生活著。如果我降生在另一個國度和地方，我就會有一個完全不同的家，對我有至關重要意義的就會是那一個家，而不是我現在的家。既然家是這麼偶然的一種東西，對家的依戀到底有什麼道理？

我愛我的妻子，可是我知道，世上並無命定的姻緣，任何一個男人與任何一個女人的結合都是偶然的。如果機遇改變，我就會與另一個女人結合，我的妻子就會與另一個男人結合，我們各人都會有完全不同的人生故事。既然婚姻是這麼偶然的一種東西，那麼，受婚姻的束縛到底有什麼道理？…

大凡到過山西臨汾的人，對見到的那些熟悉的景觀都不免感到詫異——怎麽這樣搞笑，誰把天安門“移植”到這里？

近幾年，山西南部城市臨汾引起全國注意的新聞不太多。

回想一下，除了時不時有一些礦難報導外，印象比較深刻的也就是這麽幾則：1998年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堯廟大火，古建築被毀；連續幾年居全國大氣汙染最嚴重10個城市的末尾幾位；堯廟廣場建成，還有座高達50米的“天下第一門”——華門；2005年《新華每日電訊報》等報導了臨汾的“天安門”，引起不少人的熱議；2005年夏天，臨汾古城墻被毀，文物局幹部職工組成人墻阻擋施工車輛………

去年秋天，路過故鄉南京，我去了中山陵一次，同行的有許多是海外歸國觀光的華僑，人數相當多，扶老攜幼，拖男帶女，有不少都是不遠萬里，全家從非洲和加拿大回國來觀光的。

海外華僑提到孫中山先生，總是感到十分親切的，因此對於南京中山陵的現狀特別關懷，尤其因為近年海外有人散播謠言，說中山陵因為沒有人理會，早已荒涼破敗不堪了，他們都想看看究竟已經荒涼破敗到怎樣程度了。哪知到了陵下一看，正如在國內任何一個地方所見到的名勝古跡一樣，都收拾一新，打掃得乾淨整齊。僅是沿途所見的那一條由法國梧桐構成的，枝柯交加，濃蔭蔽日的長長的林蔭路，一塵不染，恬靜整潔的情形，就知道是有人在怎樣細心打理著了。走到陵下向上一望，遠在半山腰的中山陵，琉璃瓦和大理石在晴朗的秋空下熠熠生輝，恰像我們在照片上見慣的那樣，一點沒有什麼荒涼破壞的痕跡。…

嚴格的分類，當然是不容易的。例如《金瓶梅》雖其五分之四系屬猥褻文字，卻也可算為一部最好的社會寫實小說，它用無情而靈活的筆調，描寫普通平民，下流夥黨，土豪劣紳，尤其是明代婦女在中國的地位。這些小說的正規部類上面，倘從廣義的說法，吾人還得加上故事筆記，這些故事都是經過很悠久的傳說，這樣的故事筆記，莫如拿《聊齋志異》和《今古奇觀》來做代表。《今古奇觀》為古代流行故事中最優良作品的選集，大多系經過數代流傳的故事。…

江陰乃《水滸》作者施耐庵的故鄉，至今仍流傳一種傳說，述及施耐庵逃脫生命危險的故事。據說施耐庵真不愧為一位具有先見之明的智士。原來他當初不欲服仕於新建的明朝，寫了這部小說，度著隱居的生活。有一天，明太祖跟劉伯溫遊幸江陰，劉伯溫為施耐庵的同學，那時因為贊襄皇業有功，朝廷倚為柱石，施耐庵所著的那部水滸傳的稿本，放在桌子上，這一次恰給劉伯溫瞧見，他馬上認識施耐庵的天賦奇才，不由因慕生妒，起了謀害之意。當是時，朝廷新建，大局未臻穩定，對於人民思想多所願忌。施耐庵的小說其內容處處鼓吹“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平民思想，連強盜也包括在內，未免含有危險因素。劉伯溫根據這個理由，有一次乃上奏聖天子請旨宣召施耐庵入京受鞫訊。及聖旨抵達，施耐庵發現《水滸》稿本被竊，私計此番入京，兇多吉少，因向友人處張羅得白銀五百兩，用以賄賂舟子，叫他盡量延緩航程。因得在赴南京途中趕快寫完了一部幻想的神怪小說《封神榜》叫皇帝讀了相信他患了神經病，在此假瘋癲遮掩之下，他得以保全了性命。…

中國小說家常有一種特殊心理，他們自以為小說之寫作，有謬於儒教，卑不足道，且懼為時賢所斥，每隱其名而不宜。舉一比較晚近的例子，像十八世紀夏二銘寫的《野叟曝言》。他寫得一手高論卓識的好古文和美麗的詩詞，也有不少遊記傳記，其筆墨固無異於一般正統派文學家之傳統的典型，現均收集於《夏懋修全集》。但是他又寫了《野叟曝言》，可是《野叟曝言》不具撰著人姓名。他的為《野叟曝言》的撰著人是明確的，可以他自己的詩文集里頭的文字來證明。然而直到１８９０年秋，他的孝思的曾孫替他重印《夏懋修全集》，俾傳夏君之名於不朽，無論這位曾孫是不敢還是不願意，總之他沒有把這部小說收入集子里頭，其實這部小說倒是夏君的不容爭辯的最佳文學作品。又似《紅樓夢》，直到１９１７年，始由胡適博士的考證，確定其著作人為曹雪芹，他無疑地是中國最偉大的散文作家之一。也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唯一散文大師。（就白話文而言），吾人至今還不甚明了《金瓶梅》著者的究為誰何。吾們又至今未能決定施耐庵羅貫中二人之間，究屬誰是《水滸傳》的真正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