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末

鄭某，大款也，外號“芥末”。他進美國賭場登記，問他叫什麽，他搖搖頭——不懂，人家順手給他取個英文名字吉姆（Jim），他再音譯成一種頗有個性的佐料。“這名字不賴，”他跟我說，“芥末。”

我和芥末走到一起來了，冥冥中必有上帝的安排。要說我倆在生活上完全沒有共同點：他做生意，我寫字；他揮金如土，我兩袖清風；他佔山為王，我滿世界奔走。誰承想四年前，我們同時搬進這個美國地圖上很難找到的小鎮。…

師傅這稱呼，八十年代初開始流行，是“同志”與“先生小姐”之間的過度。在兩個階級的鬥爭中，這個詞嚴重磨損，其中的輩分、年歲、技術、能力，甚至潛在的性別意識都消失了。

我在建築業幹了十一年，五年混凝土工，六年鐵匠，到了都沒當上師傅。歲數熬夠了，但技術不熟練，一直是二級工，連工資都沒長過，誰管你叫師傅？當過我師傅的可不少。事實上，除了學徒的，幾乎人人都是我師傅。

六九年三月，我到北京第六建築公司報到，跟行李一起裝進卡車，拉往河北蔚縣的工地。我們的任務簡單明確：開山放炮，在山洞里建發電廠。…

于泳是假名。這樣免得美國移民局或中國某派出所有一天找他麻煩。其實，我根本沒見過他，對他幾乎一無所知，熟悉的只是他的東北口音。

去年秋天，邵飛突然接到一個陌生人的電話。“我叫于泳，你可能沒聽說過我。我爹和你媽是小學同學，這樣我得到了你們的電話。”接著他零亂地講了自己的故事。他在家鄉做過期貨，到外地倒過盤條，發了點兒小財。去年到加拿大談生意，未果，於是潛伏下來，從長計議，為了有一天打開海外的市場。沒想到加拿大經濟不景氣，手頭越來越緊。有人勸他，美國好掙錢。“他媽的美國，比加拿大強不到哪兒去。”他說著說著來了氣。邵飛問他現在何處。“舊金山。我的加拿大簽證過期了。邊境上不是沒什麽人管嗎？”最後他才說明意圖，希望能到我們這兒來，想想辦法，給他找份工作。“要說幹啥都行，我能將就。”邵飛要他留個電話號碼。“我沒電話，現在我在街上用的是電話卡。”看來還只能單線聯絡。…

早上八點，我在香港的一家旅館醒來，撿起從門縫塞進來的當天報紙，回到床上瀏覽著，沒有重大新聞。略過那些因冷酷而堆滿虛假笑容的政治家的照片，我突然發現一個熟悉的面孔。他一手拿著煙，在攝影機前和女演員交談，看來他籌劃已久的《華工血淚》終於開拍了。我再看標題，心里一驚：名導演胡金銓猝逝臺北。他是昨晚六時在冠動脈硬化手術時逝世的，享年六十六歲。要說我已見過太多的死亡，但胡導演的離去還是讓我無法接受。心情惡劣，我給洛杉磯的老顧打了個電話，他也知道了。我們沒有多談，我的聲音哽咽了。…

5 

我站在牛奶餐廳（Mlynec Restaurant）的落地窗前，燈火閃爍的查爾斯橋近在咫尺。這個咖啡廳過分奢華，有一股暴發戶的味道。我在讀一本英文版的書《弗朗茲·卡夫卡與布拉格》，作者哈若德·薩弗爾那（Harald Safellner）。書的背面引了卡夫卡的朋友約翰那斯·烏茲迪爾（Johannes Urzidil）的話：「卡夫卡就是布拉格，布拉格就是卡夫卡。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會有像卡夫卡一生中那個全面而典型的布拉格。……我們知道布拉格被包含在他作品那些最小的量子之中。」 …

飛機著陸一小時了，仍不見影子，讓我捏了把汗。美國國會剛通過的限制移民的法案，由電腦網絡輸進所有機場移民官員的大腦，映在臉上，肯定雪上加霜。老劉終於從自動門探出頭來。八年沒見，他明顯蒼老了，讓我想起他父親。他穿的竟是那件七十年代就穿上的土黃色羽絨服，領子很髒，袖口磨破，好像有意嘲笑由林同炎先生設計的舊金山國際機場，旅客們正由此飛向未來。…

師傅這稱呼，八十年代初開始流行，是“同志”與“先生小姐”之間的過度。在兩個階級的鬥爭中，這個詞嚴重磨損，其中的輩分、年歲、技術、能力，甚至潛在的性別意識都消失了。

一年多前，國內的朋友來信求證一個消息：彭剛自殺了。可無人知其行蹤。只知道，他八二年來美，就讀於匹茨堡大學，獲得數學博士，再無下文。他自殺，我是信其有的，為此難過了好幾天。…

找名片是件頭疼的事，每次非得在我那個深藍色塑料盒里挨個翻一遍。當那些名字匆匆掠過，你會發現，刨去那些你壓根兒就不認識的大多數，你討厭的人遠多於你喜愛的人。找名片有點兒像參加個熱鬧非凡的聚會，人們在辨認、呼應、回避、勾心鬥角……當然必要的話，你可以把那些討厭的家夥撕碎，扔進垃圾箱——這絕不僅僅限於理論上。你還會發現，其中居然也包括了死者。說來這不奇怪，我們遲早都要從自己的名字後面隱退。以前每回找名片，鮑爾·博魯姆（Poul Borum）都從人群中擠出來，跟我打招呼。他的名片樸實無華，淡藍色的名字下面印著他在哥本哈根的地址電話。

自一九九○年秋天起，我在丹麥奧胡斯大學教了兩年書。奧胡斯雖說是丹麥第二大城市，可比中國的縣城大不了多少。那兒的海永遠是灰色的，正如我的心情。…

如果我憑記憶給拉瑞畫幅肖像：禿頂，肥碩的鼻子，眼鏡後面狡黠的眼睛，身材不高但結實，肚子微微鼓起。他就是我的頭一個美國房東。九三年秋我剛從歐洲搬到美國，在東密西根大學找了份差事，活不多，錢不少。負責接待我的美國教授事先給我寫信，說幫我找了住處，在他家附近，離大學也不遠，有自己的臥室和衛生間，可使用房東的客廳、起居室和廚房，租金300美元。聽起來不錯，我欣然接受了。

教授和夫人到機場來接我。先在他們家共進晚餐，佐以法國紅酒。酒足飯飽，他們開車帶我到拉瑞家。主人上夜班，要很晚才回來，這是棟普普通通的木結構房子，兩層，主人住在樓上。我的臥室緊挨著樓下的客廳，小衛生間里老式澡盆的水龍頭滴滴答答地漏水。居住條件基本上符合信上所說的，只是所有的設備都很陳舊。地毯磨穿，壁紙發黃，沙發吱吱作響。只有一臺9英寸的黑色電視，擺在廚房的食品架上。我只待三個月，沒什麽可抱怨的，於是住下。…

一九九四年春天，我和彥冰開車從紐約出發，北上，經康涅狄格州、馬薩諸塞州和新罕布什爾州，進入美國最北部的緬因州。風卷積雪，打在車窗上；偶爾有幾個舊招牌向我們打招呼。從州際公路換地區公路，再上顛簸的土路，路標越來越不正規了，似乎更具有私人含義；我擔心在某一終點，會變成孩子猥褻的圖畫。一座殘破的鐵橋在車輪下唱歌。彥冰告訴我快到了。森林深處，一家農舍冒煙。敲門，沒人。門沒鎖，無留言。水壺在鐵爐上嘶嘶響，蒸汽翳暗了窗戶。在兩只蒼蠅的環繞下坐了很久，終於傳來汽車聲，主人回來了。…

飛機開始降落。我從窗口看見鹽湖及沿岸切割成一塊塊不同顏色的土地。飛機的影子在上面滑過，像對不準焦距。後艙有人合唱聖詩，而我和其余乘客各懷鬼胎，降落到摩門教的聖地——鹽湖城。

旅館面山，窗外落滿準備過冬的蟲子。我找出英文講稿，對著那些蟲子練習朗讀。猶他大學舉辦一年一度的藍納（Lanner）講座，本屆主講人是喬納森·思班斯（Jonathan Spence）。我純屬陪綁，參加討論。臨走前才收到他的演講稿，我匆匆寫了篇回應，電傳給朋友，譯成英文。剩下的，就是把它念利索。…

我剛收到寄自布拉格的明信片：“辛格（Singer）說：生命是墳墓上的舞蹈。讓我們相見。你的美國叔叔邁克（Michael）。”明信片是張帶有懷舊情調的黑白照片：一杯咖啡旁放著一朵野菊花。上面印著英文“地球書店兼咖啡館”。典型的邁克風格。大概他此刻就坐在布拉格這家英文書店，呷著咖啡，在黑白的憂郁情調中等待他絢麗的情人。…

我們乾杯。克雷頓半敞著睡袍，露出花白的胸毛。“你們這幫家夥吃喝玩樂，老子苦力的幹活，晚上還得教書!”他笑瞇瞇地說。我們相識三年多，卻好像相識了一輩子。剛到美國，就是他們兩口子到機場接我。最初的同事關係很快變成友誼，後來差不多算得親戚了。克雷頓今年六十二，長我十四歲。按輩分該算我的“美國叔叔”。後來我搬到加州，他們很難過，直到現在還對別人抱怨：“北島為了加州的陽光，拋棄了我們！”…

4

布拉格不肯走，也不讓我們走。這個媽咪有爪子。人必須得排好隊，或者，我們必須在維瑟荷德（Vysehrad）和城堡兩處點火，然後我們或許才能離去。——摘自卡夫卡給奧斯卡·波拉克（Oskar Pollak）的信

查爾斯大學創建於一三四八年，是中歐最古老的大學，一八八二年分成德國大學和捷克大學。卡夫卡於一九零一年在德國大學註冊，他學習成績平平。學法律對他來說是權宜之計，猶太人只能選擇法律和醫學這類務實的專業。 

在給友人的信裡，他描述了第一次性經驗： …

3

某部委招待所就在老城廣場附近，一九九五年來布拉格時我就住在這兒。房間還算乾淨，設備陳舊結實，電話最遠只能打到樓下櫃臺，讓人想到「天鵝絨革命」前的社會主義歲月。看門的老頭顯然是打那時候過來的，昏昏欲睡，帶著過渡時期的笑容。 

我匆匆洗漱下樓，斯坦尼斯拉夫在門廳等我。我們交流有障礙，他比劃說要去哪兒哪兒，我點頭說是是。我們穿過老城廣場，他停住腳，悄悄說斯克沃瑞基（Josef…

2

卡夫卡於一八八三年七月三日生於布拉格老城廣場旁的一棟樓房裡。他們搬了幾次家，但離他的出生地都不遠。他的希伯來語老師引述了卡夫卡對他說過的話：「這是我的中學，我們面對的那邊的建築是大學，左邊再過去一點兒，是我的辦公室。我一輩子」——卡夫卡用手指畫了幾個小圓圈——「都局限在這小圈圈裡。」 

卡夫卡出生的樓房於一八八九年毀於大火。一九　二年重建時，僅有部分保留下來。一九九五年，卡夫卡的胸像嵌在這房子外面的牆上。作為布拉格之春的先兆，卡夫卡終於被捷克共產黨當局接受了，稱之為「資本主義異化的革命批評家」。 

在卡夫卡出生頭一年，卡夫卡的父親赫曼·卡夫卡（Hermann…

1

邁克（Michael）在電話裡叮囑我：「別急，有人去接你，他很高，像個籃球運動員……」果然，一出海關就看見了，他舉著牌子，頭在人群之上浮動。他又高又瘦，一臉疲倦而溫和的笑容。他叫斯坦尼斯拉夫（Stanislav），是音樂家，幫布拉格作家節接送客人。他英文差，問我會不會德文。我說不會。他說他月底要到德國演出。我問他用什麼樂器。他說了個德文詞，用手比畫。鋼琴？不。管風琴？他拼命搖頭。我問他一般都在哪兒演奏。他說主要是為病人。醫院？不。療養院？他拼命搖頭。但願不是殯儀館，我心想。我放棄了對他生活中兩個重大細節的好奇心，看窗外風景。 

這是我第四次來布拉格。 …

艾略特（Eliot）是個懷疑主義者。即使不吭聲，他的眼神、表情和手勢也會對周圍的一切提出質疑。這也難怪，他是典型的紐約人。紐約人就是紐約人，而不是美國人。像紐約這種大都市早已和美國分離。別的不提，單是它的噪音就特別，那晝夜不停的警笛聲，逼得外來人發瘋。一個紐約人必須有極其堅韌的神經，並靠懷疑的力量才能活下去。艾略特生在紐約，長在紐約。他和他的妻子尼娜出生在同一家醫院。當然不是同時，他們相識要晚得多。但我相信紐約是他們的介紹人——你是紐約人嗎？對，你呢？當然啦。艾略特告訴我，除了紐約，他不可能住在美國任何地方。…

蓋瑞請我到他的寫作課上去講講。他告訴我，只要天氣許可，他的課幾乎都在戶外。我們來到戴維斯（Davis）植物園的一片草坪上，同學們把兩張野餐桌並起來。那形式有點兒像野餐，不過吃的是詩。蓋瑞坐在中間，他問誰最近寫了詩。大家互相看看，一個胖乎乎的女孩子舉起手，開始背誦，聲音有點兒緊張。一首情詩，關於愛人的眼睛。蓋瑞閉眼傾聽，他請女孩子再背一遍。她得到鼓勵，深吸了口氣，這回聲音舒展，很動情。蓋瑞點點頭，作了簡短的評論。然後輪到我。

對於教寫作，蓋瑞傾向於一種東方式的師徒傳授關係。如果那位師傅恰好是大學教授，徒弟算是找對門了。我不知道他有多少學生是帶著這種東方式的隱秘衝動來拜師的，我懷疑。大學就是大學，按艾倫·金斯堡的極端說法，大學的功能只是在“編目錄”。蓋瑞對我說：“當然，靈感在大學里是不能教的。”他寧可讓學生們夏天跟他進山幹活，獲得靈感。…

艾倫·金斯堡死於去年四月五號，中國的清明節。據說當時他已處於昏迷狀態，而病房擠滿了朋友，喝酒聊天，亂哄哄，沒有一點兒悲哀的意思。那刻意營造的氣氛，是為了減輕艾倫臨終的孤獨感：人生如聚會，總有遲到早退的。正當聚會趨向(禁止)，他不辭而別。我琢磨，艾倫的靈魂多少與眾不同，帶嘶嘶聲響和綠色火焰，呼嘯而去。我想起他的詩句：女士們，抓住你們的裙子，現在準備下地獄啦……

今天是艾倫去世一周年。

我到紐約上州的一所大學朗誦，路過紐約。陽光明媚，能在汽車聲中聽見鳥叫。我穿過時代廣場，沿十四街，拐到第三大道。這是沒有艾倫的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