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八點，我在香港的一家旅館醒來，撿起從門縫塞進來的當天報紙，回到床上瀏覽著，沒有重大新聞。略過那些因冷酷而堆滿虛假笑容的政治家的照片，我突然發現一個熟悉的面孔。他一手拿著煙，在攝影機前和女演員交談，看來他籌劃已久的《華工血淚》終於開拍了。我再看標題，心里一驚：名導演胡金銓猝逝臺北。他是昨晚六時在冠動脈硬化手術時逝世的，享年六十六歲。要說我已見過太多的死亡，但胡導演的離去還是讓我無法接受。心情惡劣，我給洛杉磯的老顧打了個電話，他也知道了。我們沒有多談，我的聲音哽咽了。

我和胡導演是一九九○年在洛杉磯認識的。我這些年四處漂泊，時間、地點和人物往往都混在一起，我卻還清楚地記得那次見面的環境、氛圍和談話細節。那是由原北京電影學院的老師穆曉澄夫婦，在一家相當典雅的江浙餐館“錢塘春”請客。我實在孤陋寡聞，既沒有看過他的電影，甚至也沒聽說過他的名字。他身材不高，略微發福；和身材相比，腦袋顯得很大，眼睛炯炯有神。我被他一口地道的京片子吸引住了，那是沒有經過革命風暴的汙染的京片子，會讓人喚起一種比鄉愁更加悠遠的記憶。

他離開北京正是我出生的時候：一九四九年。當時他高中畢業，在同班同學的慫恿下，想去香港試試運氣。他去找剛接管北京的當區長的親戚幫忙，被狠狠訓了一頓，可沒過兩天，他去香港的通行證被批準了。

在《他鄉與故鄉》這篇散文中他寫道：“也是在‘舊社會’，有這麽個說法：世界上有兩個都市是‘流沙’，就是北京和巴黎；只要你在這兩地方住上幾年，就不想搬了。說北京和巴黎像‘流沙’，是形容這兩個都市迷人的地方，要慢慢地體會，時間長了，你就愛上她了。越陷越深，終於老死斯土。這種說法是對‘外地人’而言，像我這種在北京土生土長的人，並沒有這種感覺，而且很厭倦那種死氣沈沈的環境，時時想衝出去。”

他從小好讀書，在香港找到的頭一份工作是在印刷廠當校對，這多少還算有緣份。可校的頭一本書竟是香港的電話簿，第二本更倒霉，是沒有標點符號的佛經。他幹過的工作五花八門，在美國新聞處打雜，在廣告公司畫畫，在電影公司當布景師，當演員，終於熬成了導演。他的成名作《大醉俠》，一炮走紅。接著又轉到臺灣拍了《龍門客棧》，在香港創國語片的賣座紀錄。隨後他花了三年時間拍《俠女》。《俠女》獲一九七五年戛納電影節“最高技術獎”。權威的英國《國際電影指南》一九七八年把他選為國際五大導演之一，在亞洲導演中，他是繼日本的黑澤明之後第二位獲此榮譽的。那是胡導演的鼎盛時期。

他是個完美主義者。拍《俠女》時，有一場戲要古宅空庭的蕭瑟效果，可他嫌蘆葦不夠高，寧可再拖幾個月等蘆葦長高了再拍。如此刻意求精，不計成本，必然會和老板發生沖衝。連著幾部片子不賺錢，就沒人再找他拍電影了。這十年來，他只拍了《畫皮》，都是好編劇、名角，就是不成功。我認識胡導演，正趕上他走背字。也許正因為此，才和我們這些社會上的閑雜人員來往。我常路過洛杉磯，每次和朋友們聚會都少不了他。

聽胡導演聊天，是一種享受。他天大的事芝麻小的細節都能娓娓道來，妙趣橫生。他聊起天來從不知疲倦，且不容別人多嘴。周圍的朋友都很知道分寸，絕不會掃他的興。據說有一回，一個不懂“規矩”的毛頭小子多說了幾句，竟惹得胡導演大怒：“你，你怎麽不讓我說話？”而我天生就是個聽眾，所以和胡導演挺合得來。九五年初，我經過洛杉磯，住在老顧家。一天晚上臺灣的資深記者卜大中要請我和胡導演吃飯。那天早上我剛醒，就接到胡導演的電話，要先過來和我聊聊。從九點一直聊到中午一點，接著胡導演拉我到一家北方小館點了麵條、蔥油餅和醬牛肉。連吃帶聊到兩點半，我有午睡習慣，明顯感到體力不支了。看這架式胡導演要聊到天黑，接上傍晚的那頓飯局。回老顧家的路上，我忍不住透露了我的惡習。

“午睡？”胡導演吃了一驚，樣子顯得很失望。但接著說，“哦，那是福分。行，咱們晚上見。”

胡導演在香港影藝界是有名的怪傑，這指的是他脾氣古怪，戲拍得不多，不務正業，著書，開畫展，講學。他收藏的書多得沒地方放，一部分捐給了加州大學的洛杉磯分校。據他的前妻锺玲講，他生平最大的樂事就是不務正業，而一拍電影就頭疼，因為得拼命地幹活，沒時間看閑書、喝酒、跟朋友吹牛……

說起來，胡導演那四海為家，他鄉當故鄉的瀟灑勁兒特別讓我佩服。他在北京、香港和臺北都住過，後來和我一樣，流浪美國。有人問起他的故鄉是哪兒，他或曰香港或曰洛杉磯，單單不提北京。

去年十月，老顧和穆曉澄相約從洛杉磯開車到我這兒來玩，胡導演知道了，也要一起湊熱鬧，結果反倒是他的興致最高。穆曉澄在電視臺幹活，太忙，時間老是湊不到一起。胡導演等得不耐煩了，嚷著要和老顧搭“大灰狗”長途汽車過來。最後未能成行，兩個月後，我陪父母去洛杉磯，胡導演已去了臺北，我們錯過了最後見面的機會。

胡導演死後兩袖清風，膝下無後。人們忙著為他選擇安葬地、塑像、建立基金會，沸沸揚揚，而我只有一個願望：去看看他的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