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機著陸一小時了，仍不見影子，讓我捏了把汗。美國國會剛通過的限制移民的法案，由電腦網絡輸進所有機場移民官員的大腦，映在臉上，肯定雪上加霜。老劉終於從自動門探出頭來。八年沒見，他明顯蒼老了，讓我想起他父親。他穿的竟是那件七十年代就穿上的土黃色羽絨服，領子很髒，袖口磨破，好像有意嘲笑由林同炎先生設計的舊金山國際機場，旅客們正由此飛向未來。

我們開車回到過去。他一上車就要抽煙。無奈，只好開窗，煙縷在風中急劇抖動。屈指一算，我們認識已有二十五年了。一九七二年春天，中學同學唐曉峰神秘地告訴我，他的鄰居是地下藝術團體“先鋒派”的“聯絡副官”，這兩個稱號具有同樣的吸引力。老劉在工廠當鉗工，但文質彬彬，像個舊時代的文人。他剛從大獄里放出來，仍像個犯人，縮在雙層鋪和小書桌之間，給我講獄中的故事，他立志要寫出來。經他介紹，我認識了“先鋒派”的“猴子”——也就是後來的芒克，又通過“猴子”認識了彭剛，其實“先鋒派”也就這兩位，再加上聯絡副官，三人行。

第二天，老劉系上圍裙，麻利地操刀掌勺，給我們做飯。他在波蘭開了家中國飯館，生意興隆。1990年夏天，他去了匈牙利，混了半年，又轉戰波蘭。詩人一平，跟我講起在波蘭的奇遇。街上問路，他正好問到一家中國飯館。有人應聲，從地下推開扇窗戶，爬了出來，滿臉煙熏火燎，露出白牙——正是老劉。先有免費打工的鋪墊，才有後來的發展。他攢錢，在大學區盤下家小館子，當起廚師、紅白案、采購、會計，兼老板。

老劉的變化讓我目瞪口呆。八十年代，我們這幫人里，頂數他日子過得滋潤。他為香港中新社到西藏拍紀錄片，賺些外快，購置了電器和羅馬尼亞家具。要說不在錢多少，而是一種態度：人生難得幾日閑。他經常備上酒菜，請朋友聚聚。他說話和時代節奏成正比。起先慢條斯理；商業浪潮來了，帶有間歇性停頓；他卷起鋪蓋上路了。

和老劉相比，實在慚愧。在國外，除了靠獎學金，靠母語在學校混混，我還能幹什麽？所謂先生存，後發展。文人自己種稻做飯，自然不必“為五斗米折腰”。

對美國，老劉最初的反應是謹慎的。他仔細比較價錢，從生姜到汽車；他收集飯館的菜單，留意報紙上的分類廣告。我終於從他眼睛里看到了什麽。我也從歐洲過來，知道一個中國人在另一古老文化中的失語狀態，知道那隨經濟浮動的排外情緒，也知道新大陸呈現的種種幻象。老劉想和他的美國夢一起留下，但美國移民局的答復是：您留下夢，走人。

七十年代，我和老劉常結伴出遊，去過白洋澱、五臺山等地，沒想到如今可走遠了，遠得望不到家、回不成家或乾脆不想回家了。七五年秋天，我和父親吵架，一怒之下和老劉上了五臺山。那頹敗的廟宇和稀疏的松柏沐浴在夕陽中，呈淒涼之美。我們認識不少和尚，多是農家出身，質樸可親。有位尼姑是四十年代北大中文系的學生。為何出家？必有一段隱情才是。

在昏暗的光線下，她滿臉褶皺，目光清澈。談得投緣，我們把一本任繼愈關於佛家思想的書送給她。最後錢用光了，我們經大同扒火車回北京。快到北京時，我們為在哪兒跳車吵了起來。老劉執意要在遠郊的小站下，我認為目標太大。倆人臉憋得通紅，怒目相視。最後還是在北京站下車，翻墻逃脫。拐進前門一家澡堂子，泡了個熱水澡，躺在鋪板上，抽煙，望著天窗，我們才開始說話。

話說回來了，那時我們有夢，關於文學，關於愛情，關於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們深夜飲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夢破碎的聲音。

老劉的兩次婚姻都失敗了。現任妻子和他在一起開飯館，僅僅因為在國外手續複雜，離婚一拖再拖，拖得兩人都沒脾氣，只能將就。情人節快到了，我女兒偷偷問我：“為什麽劉叔叔買了兩張情人卡？”我怎麽解釋？一張給妻子，出於習俗和生活慣性，另一張是給波蘭房東的女兒，那是真情。老劉請我把他的題詞譯成英文，再抄在情人卡上，但他連情人的名字都拼不準。我為他感到悲哀：除了有限的波蘭飯館用語外，他用什麽來表達？但這畢竟是他僅有的陽光，在煙熏火燎的異地他鄉。

老劉生性溫和，知書達理。按一平的話來說，他是個毫無侵略性的人，在此傷天害理的年月實屬少見。祖上是河北農民，若無革命，他很可能是個鄉下秀才，度過平靜而儒雅的一生，時代改變了臉，讓他入大獄，做苦工，險些病死在鐵欄桿後面。而這獄中經歷成了他的命運。好不容易消停兩天吧，逼得他遠離故土，沿成吉思汗的路線給遠房親戚們生火做飯。母親病重，那些窮親戚在路條上百般刁難，竟沒讓他回去見上一面。直到最後一刻，母親仍盯著門口。

“我現在是贖身。”老劉酒後伸出指頭，“十萬!只要攢夠十萬美元，就告老還鄉了。”他臉色紅潤，一掃剛來時的晦氣。掙錢贖身，回家，回鄉下，買房置地，讀書寫作，過老秀才的生活。這倒是他一輩子理想。自打認識，他就一直叨嘮這事。可何為以後？

那天乘遊船在舊金山灣兜風，金門大橋像把尺子在我們頭上翻轉，好像在測量我們有限的一生。我們在它下面合影，為二十五年的友誼，其實二十五年只是它最小的刻度。

就在老劉到的前兩天，我女兒告訴我，有個叫彭剛的來電話。莫非是那個二十五年前“先鋒派”的彭剛？果然，他來美國多年，前兩年搬到聖荷西（San Jose），離我這兒不遠。我給他打電話，說有人想跟他聊聊。老劉接過電話，自報姓名，悠悠然。彭剛驚呼見鬼，風馳電掣而來，拎著香檳和啤酒。那聊法有如登山，對年輕的不算什麽，上了歲數就明顯感到吃力。

日薄西山時，不免感嘆：眾人星散，看來“聯絡副官”這些年有點兒玩忽職守。

老劉要回去了。那邊飯館告急，加上簽證也到期了。臨走，我陪他去采購。他買的都是飯館所需，大到蒸鍋，小到姜蒜，塞滿一個大紙箱。我打電話為他訂位時，發現由於班機銜接不巧，他得在巴黎機場待整整一晝夜。我拉他去法國領事館辦過境簽證，不肯，他要為贖身省錢。結果在機場遇到麻煩。櫃臺後面漂亮的小姐皺著眉頭，一邊翻著護照，一邊打量著大紙箱和那身七十年代的羽絨服，她堅持老劉必須得辦法國簽證。好說歹說，又找來上級，才放行。

別後，我一天都心不在焉。在巴黎戴高樂國際機場，正當搬運工人倒騰那個大紙箱時，老劉縮在柱子後面，睡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