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上述認識，陳世驤認為《離騷》標志著作為普遍、主觀時間觀念的「時」的詩學轉向：

它剖白人類所有的心緒，居於最深刻的人類的焦慮中，與人類在時光之流面臨的「存在」、「自我身份」問題相搏斗；如此，它始創了詩的時間（poetic time）。那是經過洗禮的時間，它的蘊含煉造為詩的意象，因此稱之為詩的時間。

《離騷》表現受時間之流所命定的人類焦慮的情感，進而呈現人類以搏斗姿態在時光之流尋找意義的行動。此一飽受人類情感和抗爭浸潤的時間，反過來又凝練為各種各樣的意象，成為《離騷》的內在肌理。可以說，「時」與「詩」是互相證成的。時因詩而成為一種真正的主體時間，詩因時而浸透著飽滿的主體情感。

陳世驤對《離騷》的主觀時間的解讀受到了西方存在主義哲學的影響。他早年撰有《法國唯在主義運動的哲學背景》，認為主觀時間的形成是人之所以存在的基礎，「文中對『時間』與『永恆』的關注，是他晚年力作《論時：屈賦發微》的出發點之一」。陳國球道出了陳世驤以主觀時間解讀《離騷》的存在主義哲學動機。實際上，陳世驤論屈原捲入時間河流並展開搏斗的情形，與海德格爾宣稱人處於「被拋境況」相似。海德格爾認為人正是由於被拋擲於時間之河中，才奮起撲騰，在顯現存在本能中實現自我超越。以此對接屈原《離騷》，陳世驤在高揚抒情主體的過程中，強化了主觀時間意識之於中國抒情傳統成立的意義。

總之，海外漢學以時間意識建構中國抒情傳統的第一個策略是建立「時」與「詩」的內在邏輯。其中，語義比附初步說明了「詩」字的時間性，詩學闡釋深刻揭示了「詩」體的時間性，二者展現出作為方法的時間和作為對象的抒情詩之間的密切關聯，彰顯了時間意識對於建構中國抒情傳統的意義。

二、時間的經驗者：抒情主體的唯詩人論

抒情詩是中國抒情傳統的關鍵文類。「言詞樂章（word-music）所具備的形式結構，以及在內容或意向上表現出來的主體性和自抒胸臆（self-expression），是定義抒情詩的兩大基本要素。」形式以外，抒情實質是體現主體性或自抒胸臆，這突顯了自我在抒情傳統中的核心地位。而此一抒情自我「被命定拋擲於時光之流」，在抗爭中「發現了時間也同時與時間相結合」。可見，發現時間與自我的關聯是海外漢學以時間意識建構中國抒情傳統的又一個策略。

對此，陳世驤認為中國文學史不乏以個體之情對抗時光之流的情況。如在《離騷》中，屈原置身時間之河，在顛沛流離中充實、升華自身情感：

詩人在不斷的焦慮、失望與懷疑中，把自我投擲於不可知、方域以外的將來。由於這些苦難是與人類的短暫的生命俱來的本質，因此，這些苦難使詩中的英雄要堅守並了解人類的本質與及要透過自我選擇以保持人類的脆弱而純粹的道德感的決心，更形英勇、感人而輝煌。

面對命定的時間之河，焦慮、失望和懷疑縈繞在屈原心中，但並未令他卻步，反而激勵他以困頓姿態投身時間，以充滿悲劇性色彩的意志完成人生旅程。在這一過程中，屈原通過對愛情與政治的雙重追索，修煉、提升自身的美、德與善，鍛造其作為人的本質和尊嚴，以實現短暫生命在時光洪流中的存在意義。

陸機的辭賦作品也是如此。《羽扇賦》《漏刻賦》以具體的時間器物入文，「盛贊人類之能從卑微、瑣細、粗糙如鳥羽和竹節創造出奇妙的東西」，以短暫地捕捉片刻時間；《嘆逝賦》對時間轉瞬即逝、人生奄忽渺渺的感嘆，揭示了《文賦》的誕生背景，使得陸機「產生自我之救贖，超越浮面短暫的存在，終於還是入世的」。這是以一種與屈原類似的對抗姿態，充盈感性的深度與真切。

李商隱《錦瑟》更是標舉「情」之於彌淪有限與無限的意義。陳世驤認為該詩起首兩句暗指李商隱對自身年命修短的感嘆，中間四句跳出個體生命時間展現浩瀚的宇宙時空，末尾兩句再次回到作者個人的有限生命。「詩人心靈由有限的時間年華變化，經歷擴大到宇宙無限時間感覺，終不離『情』，愛之情亦生之情。」「情」既保證了詩中時間感的充實，又推動了個體面對普遍時間所生發的珍惜當下的心境。

(來源：《中國文學批評》2022年第4期)

作者周建增，中共廣東省委黨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廣州51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