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名片是件頭疼的事，每次非得在我那個深藍色塑料盒里挨個翻一遍。當那些名字匆匆掠過，你會發現，刨去那些你壓根兒就不認識的大多數，你討厭的人遠多於你喜愛的人。找名片有點兒像參加個熱鬧非凡的聚會，人們在辨認、呼應、回避、勾心鬥角……當然必要的話，你可以把那些討厭的家夥撕碎，扔進垃圾箱——這絕不僅僅限於理論上。你還會發現，其中居然也包括了死者。說來這不奇怪，我們遲早都要從自己的名字後面隱退。以前每回找名片，鮑爾·博魯姆（Poul Borum）都從人群中擠出來，跟我打招呼。他的名片樸實無華，淡藍色的名字下面印著他在哥本哈根的地址電話。

自一九九○年秋天起，我在丹麥奧胡斯大學教了兩年書。奧胡斯雖說是丹麥第二大城市，可比中國的縣城大不了多少。那兒的海永遠是灰色的，正如我的心情。

九一年秋，我的丹麥文的詩集《霜降時節》出版了。我那天下課回家，在門口碰見房東烏拉夫，一個離婚鰥居的退了休的建築師。他告訴我，今天報紙上有篇關於我的新詩集的書評，約我晚飯前到他那兒坐坐。烏拉夫住一層，客廳寬敞明亮，半開的玻璃窗映著金紅色樹木。一臺索尼袖珍半導體收音機正播放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樂。他先斟了兩杯西班牙開胃酒，找出報紙，把書評逐句翻成英文。他過高估計了我的英文水平，我聽得稀里糊塗的，但大意是表揚，這從烏拉夫的臉上就能讀到。他為有我這麽個既能上報紙又能按時繳房租的房客而驕傲。

第二天，我的老板兼丹麥文譯者安娜（Anne）告訴我，書評的作者是博魯姆，丹麥詩歌界的中心人物。他除了寫詩翻譯，也搞評論拍電視片。他曾在報紙開了個專欄，把丹麥以至北歐的詩歌徹底清理了一番。他用詞尖刻，以詩劃界，把大多數詩人掃地出門。這專欄被人叫做“博魯姆法庭”。安娜還告訴我，我在八十年代中期譯的《北歐現代詩選》中包括博魯姆的一首詩，還有他前妻英格爾·克里斯坦森（Inger Christensen）的六首。可惜當時除了中文這個隨身行李外，我一無所有。

兩個星期後，安娜轉達了博魯姆的問候，並給了我他的電話號碼。我戰戰兢兢撥通電話，好像對方是上帝。“我是博魯姆，”他說，聲音平和，略有點兒沙啞。他的英文之流利，更讓我結巴。這種語言上的不平等，勢必造成嚴重的心理障礙。幸好他的態度真誠友好，否則我們大概永遠不會見面。

哥本哈根跟奧胡斯不一樣，是個國際都市，成了我逃避現實的最後一站。我當時護照簽證都有問題，不能離開丹麥邊境。有一回在哥本哈根上錯了火車。我膽兒還挺大，竟睡著了，“夢里不知身是客”，差點兒坐到德國。幸虧檢票員查票，把我叫醒，要不然我非得卡在官僚機器中間不可。

博魯姆先生著實把我嚇了一跳。他方頭大耳，禿瓢，大耳環在右耳垂上晃蕩；他身穿帶穗及金屬紐扣的黑皮夾克，腰間系著寬板帶，腳登銅頭高統靴。整個一個黑手黨教父。這裝束是打哪兒來的？我認識不少六十年代的嬉皮士，如今都衣冠楚楚，正襟危坐。看來他是那種拒絕根據場景更換服裝的人。

博魯姆的公寓很大，在一棟古老建築物的三層，複雜得像個迷宮。下午五點半，哥本哈根早已進入夜晚。幾盞臺燈供出黑暗中的部分細節：電傳機、紙條、唱盤、文件夾等。昏暗的燈光把我們引向一個開放的空間。我從未見過這麽大的私人圖書館：書架縱橫排列，所有書名輸進電腦，按字母順序。博魯姆告訴我，他有五萬多冊藏書，絕大部分是詩集。他按字母很快找到我的幾本瑞典文和丹麥文的譯本。有個小夥子正幫他整理圖書，交代了幾句便告辭了。

我在昏暗中坐下，博魯姆東拉西扯，忙這忙那，但能感覺到他在審視我。他看看表說他在飯館訂了座位，於是打電話叫出租車。我跟他穿過一串兒房間，開後門，鎖上，再踏上個狹窄的老式電梯，好像是通往地獄似的。電梯慢吞吞的，吱嘎作響。我們像母腹里的雙胞胎擠在一起。一盞小燈照在博魯姆的禿瓢上，他顯得表情古怪。電梯終於停下來，沒有地獄，外面的空氣又冷又新鮮。

在市中心的一家法國餐廳，我假裝內行，點了一瓶波爾多紅酒。侍者顯然認識博魯姆，畢恭畢敬，為他點上粗大的雪茄。他像蒸汽火車頭一樣開動了，環繞著我們的話題。他告訴我，我的很多詩都看不懂，但他喜歡。說起我們共同的朋友艾倫·金斯堡及其他美國詩人，我才知道，他在美國住過很多年，參加過“垮掉一代”的活動。兩杯酒下肚，博魯姆先生變成鮑爾。仔細看，他長得慈眉善目，但有威嚴，像個廟里的方丈，這跟他傳遍北歐的兇惡名聲不相稱。其實我們都生活在誤解中，只是有人不在乎這種誤解罷了。他喝酒謹慎，每回只抿一小口。相形之下我喝得太快，有朋友說我酒膽比酒量大。我們又要了一瓶，我漸漸有些不支了，一陣暈眩，他的聲音消失在吐出的煙霧中……

待我睜開眼，鮑爾正關切地盯著我。你沒事吧？他說。

怎麽，我睡著了？

你睡著了，睡了半個來鐘頭。

對不起。

這沒關係，你累了。

我他媽居然在異國他鄉在飯桌上當著主人面睡著了，這可真是種本事。我擦擦額頭，把自己的杯子斟滿。回去的路上，我又在出租車里睡著了。

再見到博魯姆已是冬天。我們坐在哥本哈根市中心廣場旁的一家酒吧里，看窗外風雪。他還約來他前妻英格爾·克里斯坦森和另一位女詩人。鮑爾向我保證，英格爾是丹麥最好的詩人。我願意相信。英格爾一看就是那種絕頂聰明的女人，這種女人如今已經不多了。但得承認，我跟英格爾不太合得來，她對男人的頑劣有一種天生的戒備。鮑爾和英格爾依舊是好朋友，時不時交換眼色，那是多年共同生活練就的默契。吸取教訓，我這回喝得很節制，只要了杯啤酒。

我宣布在電腦時代書很快就要消失，可並沒嚇倒誰。英格爾撇撇嘴，咕嚕了幾句，大意是這種危言聳聽沒什麽意義。博魯姆不吭聲，在煙霧中寬厚地笑著。英格爾提醒我，我講英文時“詞”（word）跟“世界”（world）永遠分不清。我還挺矯情，反駁說“詞”跟“世界”本來就是一回事。

冬去春來，我和鮑爾見面越來越少。他約好要跟我和安娜一起好好聊一次，大概為了要把“詞”跟“世界”的關係搞清楚，可惜時間總是湊不到一起。九二年秋天我搬到荷蘭後，跟鮑爾失去了聯系。後來從安娜那兒聽說，他得了癌癥。我幾次想打電話給他，又放棄了。我能說些什麽呢？“詞”跟“世界”的確不是一回事。

今年春天安娜寫信告訴我，鮑爾死了，他死前不久，朋友們給他過了六十五歲大壽。此刻，我想找出鮑爾的名片——他和我最後的聯系。我在那喧鬧的人群中穿行，可連個影子也沒有。他離我而去，不打招呼也不說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