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早飯時遇見西班牙的胡安和意大利的文森佐，還有一位巴勒斯坦教授。胡安問我要不要跟他們到市中心轉轉。胡安住在摩羅哥，會講一點兒阿拉伯語。他寫的是那種實驗性小說，同時熱衷於社會活動，是那種典型的“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這歐洲相當普遍的角色在美國幾乎絕了種。胡安常去世界各地旅行，在西班牙的大報上發表抨擊時弊的文章，影響輿論趨向。他以前帶電視攝制組來過巴勒斯坦，這教授就是他當年的向導。

我們坐出租車來到拉馬拉市中心。這和新疆或南非的某個偏遠小鎮沒什麽區別，貧困但朝氣蓬勃。路口豎著可口可樂和莫托瑞拉的廣告牌。露天集市擺滿新鮮的蔬菜瓜果，小販在吆喝。教授滿街打招呼，他捏捏瓜果，嘗嘗藥材，問價搭話談天氣。胡安在報亭買了份英文的《國際先驅論壇報》。這兒居然擺滿各種美國的流行雜誌，諸如《生活》《時裝》《閣樓》《十七歲》。我納悶，到底誰是這類雜誌的買主？

教授指給我們看那些以色列炮火毀壞的商店住宅，大部分已經修復，但斑駁可辨。墻上到處張貼著一組組肖像照片，像我們當年的勞動模範光榮榜。在眾多小夥子中有個秀美的姑娘。一問，原來這就是那些引爆自己的“烈士”。教授告訴我，那姑娘一個月多前死的，僅二十八歲，是第一個“女烈士”。

我們步行到文化中心。這中心是以巴勒斯坦詩人、教育家、社會活動家薩卡基尼（Khalil Sakakini）命名的。他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在一次大戰期間還因庇護波蘭猶太人而坐牢。這是個典型的巴勒斯坦傳統建築，建於一九二七年，是以前拉馬拉市長的住宅。穿過精心規劃的花園，進拱形門廊。一層正舉辦畫展，二樓是辦公室，包括達維什主編的文學刊物的編輯部。樓梯把我們引向三樓的會議廳。

巴勒斯坦作家和我們相對而坐。由巴勒斯坦駐法國的總代表雷拉（Leila）介紹代表團成員。她是樂觀的胖女人，喜歡開玩笑。介紹意大利小說家文森佐·康索羅（Vencenzo Consolo）時，唸他的名字重音先在前，那意思是電視支架或儀表盤，相當物質化；她又把重音往後移，意思就變了——安慰，那倒是精神性的。對，安慰先生。

首先由達維什講話，他先提到“這個血腥的春天”（this bloody Spring）。他說，你們勇敢的來訪就是一種突圍。你們讓我們感到不再孤立。“我們意識到有太長歷史和太多先知，我們懂得多元環抱的空間而不是牢房，沒有人可以獨霸土地或神或記憶。我們也知道歷史既不公平也不優雅。而我們的任務是，作為人，我們既是人類歷史的犧牲又是它的創造。”最後他說，“而我們患的不治之症是希望……希望將讓這兒恢復其原意：愛與和平的土地。感謝你們和我們一起背負這希望的包袱。”

希望的確是個包袱。三天後，以色列軍隊再次佔領拉馬拉和西岸大部分地區。這個文化中心也未能幸免，美術作品和辦公設備全部被搗毀，連電腦的硬盤也被拆走。

接著是在巴勒斯坦傳媒中心舉行的新聞發佈會。薩爾馬戈成為焦點。從巴黎出發前他就一語驚人，把以色列當局和納粹相比，使用了奧斯維辛（Auschwitz）和“大屠殺”（Holocaust）這樣的詞。代表團的多數成員感到不安，生怕其激烈言論會影響此行的目的。我倒覺得薩爾馬戈沒有什麽不對。我們又不是政客，用不著那些外交辭令。一個作家有權使用隱喻，若能警世，正好說明語言的效用。再說，他的話如預言，被隨後發生在傑寧（Jinin）等地的屠殺證實了。以色列並不擁有奧斯維辛和大屠殺這些詞的專利權。過去的受害者也可能成為今天的暴君。這是人性的黑暗，冤冤相報的黑暗，讓人沈溺其中的仇恨的黑暗。而作家正是穿過這黑暗的旅行者。

在發佈會上，我提到除了種種圍困，還有另一種圍困，即仇恨話語的圍困。散場時，坐在我旁邊的胡安說，他完全同意我的說法，可能因為西班牙和中國有過相似背景，語言問題就變得更為重要。

我們應伯爾澤特（Berzeit）大學校長的邀請，和教授們一起共進午餐。伯爾澤特大學在拉馬拉西北郊。我們乘坐的大轎車突然停下來，前面被水泥路障攔住。所有人必須步行穿過大約五百米的土路，然後到路的另一頭再搭車。我問塔妮婭為什麽。我剛知道，她就是校長夫人。她聳聳肩說：“他們就是讓我們生活不方便。”她告訴我哨卡原來是設在路邊的，後來撤到山坡上去了。她指指山坡上的碉堡，那些以色列狙擊手可射殺任何他們看不順眼的人。我哆嗦了一下，這無形的威脅更讓人得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