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馬拉在阿拉伯語的意思是“神的高地”。其實它沒多高，海拔不到九百米，坐落在耶路撒冷以北十六公里處，比那兒高出六十米，居高臨下。它周圍是山，泉源充足，是約旦河西岸的避暑勝地。拉馬拉是拉馬拉和比拉兩城市的合稱。拉馬拉建於十二世紀十字軍佔領時期，而比拉城的歷史可追溯到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前的迦南時代。《聖經》中曾七十六次提到比拉城，傳說聖母馬利亞曾多次在此停留。拉馬拉以前的居民主要是天主教徒，一九四八年戰爭後，巴勒斯坦難民大量湧入並定居。五○年拉馬拉歸屬約旦，而六七年六日戰爭落入以色列手中，八八年約旦把主權歸還給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但實際上仍由以色列統治。直到九六年以色列撤軍，拉馬拉成為巴勒斯坦在西岸的首府。

夜色中的拉馬拉像座死城。街上無人，車少，建築物大都黑燈瞎火。到達花園大酒店（Grand Park Hotel）差一刻七點。主人們在旅館門口迎候。領頭的是達維什（Mahmoud Darwish），巴勒斯坦當代最優秀的詩人。我們是應他的邀請而來的。在記者問及我們巴勒斯坦之行的目的時，索因卡答得好：“這很簡單，我是應被圍困的同事巴勒斯坦作家達維什之邀。大家兩度盼著他去領取美國大學的一個重要獎金，並和其他作家交流。這相聚因九一一事件推遲，然後被取消了。依我看，他失去這次翻越邊境的機會是大遺憾。由於達維什不能來，我們應該去找他，就這麽簡單。”

花園大酒店相當豪華，大理石光可鑒人，侍者彬彬有禮，在圍城拉馬拉多少帶有某種超現實意味。達維什圍了塊白絲巾。他是那種很難判斷年齡的人。我想苦難多半加速衰老，但有時也會抹去歲月的痕跡。他有個樂觀的鼻子，看起來總是笑瞇瞇的。他生於一九四一年。七歲那年，他們村受到猶太復國主義者的襲擊。達維什逃到了黎巴嫩時和家人失散，成了孤兒。一年後他回到故鄉，那兒已夷為廢墟，色列人建起他們的定居點。他在小學開始寫詩，由於“政審”不合格，不能上中學。他蹲過班房，並多次被軟禁在家中。

稍事休息，我們一起步行去參加巴勒斯坦文化部的晚宴。出門略有涼意，明月升起來，滿地清輝。遠處是燈火通明的耶路撒冷。這三大宗教的聖城，歷史上招來多少災難，且都是以神的名義。說來宗教作為一種想像活動，恐怕源於對死亡和未知世界的恐懼。與詩歌不同，那是源於集體的想像，勢必與權力發生關係，從而被權威化制度化甚至軍事化，一旦和另一種集體想像遭遇，非鬧得兵戎相見，血流成河不可。在中國歷史上幾乎從不為宗教打仗，大概因佛教道教重個人體驗，“道不同不相與謀”，不行乾脆就“立地成佛”。再說，想像需要空間，這空間在中東特別是在聖城極有限。而想像的傳播和反饋往往導致更複雜的局面。比如八次十字軍東征中的頭一次，如鬧劇。那想像首先和企圖統一天主教和東正教的羅馬教皇的野心掛鉤，又把一個法國修道院打瞌睡的隱士喚醒。他煽風於地下，點火於基層，在萊茵河畔糾集起八萬貧農，向東進發。那盲目的仇恨和升天的承諾是動力，可他們連聖城在哪兒都鬧不清，又沒補給，沿途打家劫舍，最後慘敗於突厥人手下，幸存者不到三千??

晚宴是自助式的。巴勒斯坦人流亡多年，其飯菜顯然帶有兼容性，豐富味重且細膩。讓我吃驚的是，上好的葡萄酒竟是本地產的。我端著酒杯，在落地窗前看拉馬拉夜景。一位優雅的中年婦女走過來，她叫塔妮婭（Tania）。她說她是女高音，是業餘的；我說我是詩人，也是業餘的。她笑了。她講到她母親，講到圍困中的日常生活。她指指山上那帶圍墻的建築物，告訴我那就是以色列的定居點，它不斷擴張，常無緣無故向這邊開槍，打死了不少孩子。就在一個禮拜前，這兒滿街都是坦克。達維什插話說，在拉馬拉總共有一百四十輛坦克。塔妮婭在坦克的轟鳴中練聲。不知為什麽，這個意象一直糾纏著我。

早上醒來，不知身在何處。一縷陽光從窗簾後溜進來。記得我去舊金山以色列領事館辦簽證時，一個猶太小夥兒在門口盤查我。我說我去巴勒斯坦。他說沒有巴勒斯坦。那口氣平靜自然不容置疑。他一看就是那種受過良好教育心地善良的人，而他根本意識不到這種否認的悲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