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泳是假名。這樣免得美國移民局或中國某派出所有一天找他麻煩。其實，我根本沒見過他，對他幾乎一無所知，熟悉的只是他的東北口音。

去年秋天，邵飛突然接到一個陌生人的電話。“我叫于泳，你可能沒聽說過我。我爹和你媽是小學同學，這樣我得到了你們的電話。”接著他零亂地講了自己的故事。他在家鄉做過期貨，到外地倒過盤條，發了點兒小財。去年到加拿大談生意，未果，於是潛伏下來，從長計議，為了有一天打開海外的市場。沒想到加拿大經濟不景氣，手頭越來越緊。有人勸他，美國好掙錢。“他媽的美國，比加拿大強不到哪兒去。”他說著說著來了氣。邵飛問他現在何處。“舊金山。我的加拿大簽證過期了。邊境上不是沒什麽人管嗎？”最後他才說明意圖，希望能到我們這兒來，想想辦法，給他找份工作。“要說幹啥都行，我能將就。”邵飛要他留個電話號碼。“我沒電話，現在我在街上用的是電話卡。”看來還只能單線聯絡。

我們剛有一段不愉快的經歷，實在沒有勇氣再接待一個八竿子夠不著的陌生人，尤其在商界混過，更讓人敬畏。于泳卻以他特有的方式固執地進入我們的生活。他作為單線聯絡的上級，並不常來電話，每次想必都是他生活中的轉折時刻。有人說紐約好掙錢，他到了紐約。“這兒也不咋樣，”他對紐約作了如下評論。“汽車擠滿街，樓房黑黝黝，空氣汙染邪乎。黑人太多，危險。工作可不好找，沒工卡，老板理都不理。”他傳遞的情報越來越簡短，看來形勢變得很嚴峻。

今年四月，他突然提出借錢。“這美國是待不住了，”他結巴起來。“我、我想回加拿大，能、能不能借我點兒路費？”邵飛找我商量。可正趕上我們手頭拮據，預購了夏天出門的飛機票，還清信用卡賬單和每月的房屋貸款，賬戶所剩無幾。我知道，一個人開口借錢必是萬不得已，再跟邵飛商量。但我們的上級已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他此刻在舊金山街頭遊蕩，迎著海灣的落日，郁郁寡歡，兜里揣著和世界最後的聯系——一張電話卡。

三周後，我們突然接到一個電話。先是英文機器的聲音：“這是對方付款電話，如果你願意接的話，請按三，否則……”其中突然夾雜著于泳絕望的叫喊：“邵飛，請快按三，我有急事!”按了三，他像個溺水者終於浮出水面。“我進大獄七天了。這里的日子太苦了，三十人擠在一屋，夥食又差。他們今天才還給我電話本。”他在一家中國餐館刷碗時，遭到移民局官員的突然襲擊。老板被重罰；他鋃鐺入獄，關在西雅圖，緊靠加拿大邊境。“我在美國只認識你們。借我四千美元的贖金，我一定還。”從幾百美元的路費升到四千美元的贖金，我們到哪兒去找？“那、那，趕快給我父親打電話，讓我弟弟匯給你們，你們再用現金支票寄給我，務必在本月二十九號以前，那天法院開庭，我繳了贖金就可以申請政治避難了。”接著他提起在溫哥華有哥兒們，可以幫邵飛辦畫展。這話說得實在不是時候。再問他的電話號碼，他說牢房有臺既沒撥盤也沒號碼的電話，只能打對方付款，看來聯絡方式不變。

此刻我在東京的成田國際機場轉機回美國，在頂樓的快餐廳要了碗日本牛肉面。旁邊是兩位臺灣小姐，正在討論美元和日元的匯率，計算在免稅店給老爸買的XO法國白蘭地。另一邊是看來久居美國的華人夫婦，正在訓兩個小不點兒。“說實話，是誰推的桌子？”媽媽厲聲問。父親捅捅她，“用英文。”媽媽用英文重復：“是誰推的桌子？”我們的目的地都是美國。移民是否合法，取決於時間、親友、金錢，還有機遇和對法律解釋等多種因素。美國除了印第安人都是移民，只不過有個先來後到的問題。說到天賦人權，其實每個人都有權選擇他在地球上居住的地方，即遷徙自由。于泳卻為了追求這自由而鋃鐺入獄。

從于泳發出呼救信號到開庭只有一星期，邵飛連夜打電話給他父親，不通。只好通過我岳母設法轉告。第二天一早，老父親終於來了電話，一口蒼涼的東北腔。

四千五百美元終於從東北匯出，但路上要好幾天。于泳幾乎每天來電話，這種對方付款電話非常貴，據說是普通電話費的五倍。但總得讓溺水者上來透透氣吧。正趕上邵飛動身去馬來西亞辦畫展，這營救的重擔就落在我肩上。

五月二十八日，也就是開庭的頭天下午，我在提款機取錢時發現那筆匯款到了。立即趕到銀行買下一張現金支票，再衝到郵局，用快遞寄郵。郵局的人保證第二天中午以前可以收到。櫃臺後的亞裔小夥子，掃了一眼這只有信箱和宿舍編號的地址，疑惑地擡頭問：“你肯定他能簽名嗎？否則快遞會退回。”他們見多識廣。於是我簽名，作了收信人不必簽名的選擇。

回家于泳又浮出水面，我告訴他這個好消息。

第二天下午，他來電話沮喪地說，支票還沒收到。同牢房的中國人走了，他不會英文，跟獄卒扯不清。急中生智，他讓我等一下，他試著去找個獄卒來接電話。過了好久，一個濃重的俄國口音出現在電話線另一端。我直納悶，這美國監獄莫非被俄國人接管了？我向他保證，支票肯定到了，請他馬上去查查，快點兒釋放于泳。他告訴我，他無法照辦。我火了，你們到底誰管？再換回于泳，他解釋說，沒找到獄卒，只好請同牢的俄國人來聽電話。這都哪兒和哪兒。我從俄國人那兒得知，贖金不是四千，而是兩千五。“嘿，太棒了，現在有錢比啥都強。”他興奮極了，轉而問我：“你剛才看了NBA的決賽了嗎？人家芝加哥公牛隊還是厲害……”

這張支票一個星期後才落到于泳手里。我不能去告郵局，他們遞進去的是另一個世界；更不能告監獄，因為我根本不認識于泳，那樣會作為蛇頭的嫌疑折進去，正好和他掉換位置。這期間，于泳經常向我傳達他的焦慮和憤怒，我在表示同情之餘，也為這個月的電話賬單擔憂。

又過了十天，於泳終於獲得了自由。他在西雅圖的唐人街用電話卡給我打電話。兜里揣著兩千美元，說話有了底氣。“咱哥兒倆有緣分，將來得好好在一起嘮嘮。”我問起他今後的打算，他說開庭推到兩天以後，辦政治避難至少先合法地留下。以後呢？不行再回加拿大。“簽證過期沒關係，”他的口氣中有股久經沙場的味道，“邊境上不是沒什麽人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