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機開始降落。我從窗口看見鹽湖及沿岸切割成一塊塊不同顏色的土地。飛機的影子在上面滑過，像對不準焦距。後艙有人合唱聖詩，而我和其余乘客各懷鬼胎，降落到摩門教的聖地——鹽湖城。

旅館面山，窗外落滿準備過冬的蟲子。我找出英文講稿，對著那些蟲子練習朗讀。猶他大學舉辦一年一度的藍納（Lanner）講座，本屆主講人是喬納森·思班斯（Jonathan Spence）。我純屬陪綁，參加討論。臨走前才收到他的演講稿，我匆匆寫了篇回應，電傳給朋友，譯成英文。剩下的，就是把它念利索。

喬納森有個中文名字，叫史景遷。他是英國人，至今也不肯加入美國籍。按他的話來說：“我為什麽要背叛莎士比亞？”他在耶魯教書，是十幾本書的作者。這些關於中國歷史的書，幾乎本本暢銷，並被譯成多種文字。說實話，我對歷史學家心懷偏見。他們多少有點兒像廢車場的工人，把那些亡靈汽車的零件分類登記，坐等那些不甘寂寞但又貪圖便宜的司機。而喬納森似乎不屑與他們為伍，他更關心歷史中個人的命運，並對他們寄予深切的同情。他寫的大都是傳記。如關於帝王心路歷程的《康熙自剖》，傳教士的傳奇故事《利瑪竇的記憶迷宮》，一個普通的鄉下婦女的不幸身世《王氏之死》以及一個曾漂流歐洲的教會守門人的坎坷遭遇《胡若望的疑問》。依我看，與其說他是歷史學家，不如說他是個作家更貼切。再說，歷史本來就是個故事，就看我們怎麽講了。

今晚是我的朗誦會。我在旅館大廳碰見剛到的喬納森和夫人金安平。喬納森長得極像007扮演者康納瑞（Sean Connery）。安平告訴我，他常在街上被陌生人攔住，要求簽名合影。不知康納瑞是否有過類似的遭遇，被人們攔住問：“你是喬納森·思班斯？”

我朗誦時，喬納森表情嚴肅，像康納瑞在《以玫瑰的名義》里扮演負責辦案的神父，坐在聽眾中間。我躲開他的目光，好像我是把毒藥塗在經書上的人。難道詩是一種毒藥？

九一年春天，我應一家國際慈善組織Oxfarm的邀請，到波士頓參加為非洲難民舉辦的捐款朗誦會。他們請喬納森讀我的詩的英文翻譯。朗誦會頭天晚上，他的學生文朵蓮請我們吃晚飯，在座還有文朵蓮的女兒和艾略特。喬納森來了，抱著一袋葡萄酒和威士忌。那是我們頭一次見面。他堅定、含蓄，而且幽默，英國式的幽默。據文朵蓮說，多少耶魯的女學生為之傾倒。那天晚上，惟我獨醉。醒來，大家興致未盡，有人提議去看末場的電影《菊豆》。散場後，我醉意未消，哈佛廣場像甲板在我腳下搖晃。直到第二天晚上在散德斯（Sanders）劇場朗誦時，酒精仍在我腦袋里晃蕩。我那困難的表情大概被聽眾們誤讀成流亡之苦，和喬納森翩翩風度及典雅的英國口音恰成對比。就在我們向非洲難民象征性地致意時，美軍成千上萬顆飛彈正在伊拉克土地上爆炸。

第二年夏天，我和朋友開車從紐約去波士頓，路過紐海文（New Heaven），去看望喬納森。他正經歷婚變，住在市中心的一個小公寓里。家徒四壁，只有一張床，一張桌子和兩把椅子，還有一臺小錄音機——不真實，像小劇場的後臺。我們的主角喬納森汗淋淋地坐在那兒，正幕間休息。在一家越南小館吃牛肉面時，喬納森講起他去廣西的經歷。他正著手寫一本太平天國的書。我似乎看見他頭戴草帽，遮住他的鼻子，混入當地農民的行列，一起走進那本書《上帝的中國兒子》（God's Chinese Son）之中，成為他們的一員。

紐海文是個令人沮喪的城市，太多的流浪漢，若有人領頭，恐怕也會揭竿而起。喬納森領我們穿過街上那些絕望的手臂，來到一間空蕩蕩的芭蕾舞練習廳，再鉆進隔壁小房間，這就是他的書房。我環顧那剝落的墻皮和窗戶上粗粗的鐵欄桿，不禁感嘆道：“這真像監獄。”“哦？”喬納森吃了一驚，“我還一直以為我把別人關在外邊呢。”

鹽湖城之夜並沒有想像的那麽冷清，街上人影攪動著燈光。朗誦會結束後，我們來到一家私人俱樂部“紐約人”用餐。一個政治學教授用張戎的自傳《鴻》糾纏我。他的手勢特別，中指和戴著一顆碩大金戒指的無名指分開，像把剪刀不停地剪斷我的思路。晚餐時，他坐在喬納森旁邊，那把“剪刀”伸向喬納森，似乎要剪掉他花白的絡腮胡子。

第二天，我們驅車去附近的滑雪勝地——花園城（Garden City）。在一家意大利餐館吃過午飯，我們沿著寂靜的街道散步。陽光閃耀，屋頂上的積雪正在融化。一路上，他們兩口子手牽著手，像初戀的情人。喬納森和我談起詩歌。他和安平最喜歡的美國詩人是斯蒂文斯（WallaceStevens）和畢肖普（Elizabeth Bishop），最近開始迷上弗洛斯特（Robert Frost）。喬納森嘆了口氣，說：“我有時真厭倦了歷史，想多讀讀詩歌。”

九四年春天，喬納森邀請多多和我去耶魯大學朗誦。他結束了幕間休息，進入第二幕。場景變了。他們在紐海文郊區買了一幢帶歌特式窗戶的樓房，花園里還有一個中國亭子。我頭一次見到安平。她在附近一所學院教中國古代宗教史。她並不算漂亮，但有一種東方女人的魅力。她總是瞇起眼微笑，好像在品嘗甜食。喬納森忙著招待客人，但他的目光卻被安平的一舉一動所牽拽。

從花園城回到旅館，匆忙更衣。我根本不會打領帶，在鏡子前面抓住領帶挣扎著，就像一個不小心釣到自己的漁夫。今晚是喬納森的壓軸戲，他像他的領帶一樣鎮定。但安平悄悄地告訴我，每次喬納森演講，其實都緊張得要命，甚至連上課時也難免。在舞臺燈光下，喬納森的臉顯得有點兒蒼白。他講得很好，講皇權思想，從乾隆、康熙到現在。

晚上，我們在旅館的酒吧喝酒。一講到他的老師房兆楹，喬納森顯得有些激動。當年他進耶魯時，他的導師芮瑪麗（Mary Wright）讓他先在圖書館泡泡，再確定研究方向。在圖書館泡了一個月，他從書堆里認識了房先生，於是寫信到澳大利亞拜師。沒想到房先生只是個普通的圖書管理員，回信說他從未帶過學生。喬納森一意孤行，去了澳大利亞。不僅房先生的學問，也包括其為人之道，引導他踏入中國歷史之門。後來房先生恰好又成了安平的老師。

夜深了，喬納森握著安平的手，背誦十六世紀法國詩人隆薩（Pierrede Ronsard）的詩。他先用法文，再一句句譯成英文。那首詩是關於暮年之戀。

第二天清晨，我和喬納森夫婦一起乘出租車去機場。司機是個矮小的老太婆。她怎麽也打不開一瓶“雪碧”，遞到後座問我們：“誰是超人？”我幫她擰開瓶蓋。她從兜里掏出一把藥片，就著“雪碧”倒進嘴里，“我六十五了，還總以為自己三十五。瞧，這月亮!可惜昨天早上我忘帶上這家夥了。”她抄起一架帶變焦鏡頭的照相機，一邊開車，一邊對準那輪蒼白的滿月。我嚇得抓住椅背。“升得太高了，”她嘆了口氣。喬納森說，“抓住月亮可不容易。”

老太婆答道：“關鍵得抓住好月亮。”出租車拐彎，和月亮分道揚鑣。老太婆放下照相機，吹起口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