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楚系簡帛中，「詩」除本字以外，還可用「寺」「」「志」「時」等7個字來表示。發音相近，共同擁有「止」或「之」部件，共享內在的時間意味，既是「詩」「」互換的基礎，也是「詩」「時」互通的根源。周策縱並未考慮到此情況而進行了迂回論證。他列舉經典文獻說明「時」的「射中」之義，但目標卻非把它與具有相同含義的「志」貫通，而在於烘托作為文學的「」的在場。既然具有射箭義的「志」構成「詩」之時間性的基礎，把更具標志性的「時」作為首要依據，豈不更加直接而有力？可見，以語義比附的方式體現「詩」的時間性，是海外漢學構築抒情傳統大廈的起步動作，但完成效果並不很理想。

為此，陳世驤邁出了第二步，試圖在作為文類的「詩」中發現抒情意義上的「時」，開辟了對「詩」之時間性的詩學闡釋之路。陳世驤提出獨立的「時」源自屈原的詩章。「『時間』一概念的完全成長，成為一獨特的概念，有著固定的名字『時』，是詩的始創品。這始創品是來自屈原的激烈的、搖蕩心靈的詩篇。」陳世驤將「時」鑲嵌於屈原的詩歌作品中，使前者作為後者的一個核心要素，主張「時」的獨立指時間與個體真正相遇，並為主觀抒情所涵攝。這意味著如果要把屈原的詩篇定為「詩的時間」的起點，就必須證明此前並不存在詩學層面的主觀時間概念的「時」。

陳世驤考察了《離騷》以前文本中「時」的語義演變。《詩經》中的「時」指「它」、「適合的」、「美好的」、射箭，「一直強烈地有著符兆或神佑的意味，為某些場合的個人，或國家、民族的命運而祈求」。這表明作為中國詩歌源頭的《詩經》並未出現表示主觀意義上的時間觀念之「時」。《尚書》《左傳》的「時」表示「季節」，僅是一種固定的時間分段，仍處於《詩經》的征兆系統之中。《論語》《孟子》的「時」與人和歷史有關，但是「它是一對個體生命或事件中某些顯著現象的有限度而完全客觀的量度」，因而是具體和實證的，也還未上升到更高層面。

而到了《莊子》，「時」才具備主觀時間的含義。《莊子》一書多次在一般時間的層面上使用「時」，如「時無止」「時生於心者」等，顯示了時間的抽象化和心靈化，「給予『時』字完全的，涵蓋一切、高度抽象的意蘊以作為『時間』的合法名字」。然而，《莊子》對此一絕對、主觀時間卻抱以超然，所謂「安時而處順，安樂不能入也」。對此，陳世驤總結道：

莊子似乎是如此地建立了哲學的時間並把它聯結於「存在」，然後又擺脫它，或者說，逃避了它。莊子用足以抵消「時間」與「存在」的「時間與存在之外」來擺脫它、平衡它，把人們的「存在於時間中」的壓迫解開，把人們從諸種焦慮和情緒中解放出來，不管這些情緒是苦還是樂。

莊子發現了絕對、主觀的時間與存在之間的糾葛，卻不打算在其間做過多停留，而是跳到時間與存在之外，以超脫的姿態豁免一切情感困擾。莊子受制於養性論和人本主義精神，故而其時間觀更偏於哲學。這一方面點出了作為普遍、主觀時間概念的「時」的道家淵源，另一方面說明了屈原《離騷》以前「詩的時間」的缺席局面。

在陳世驤看來，《離騷》「詩的時間」和《莊子》之哲學時間具有共同的基本理念，即「『時間性』或『轉瞬即逝』是人類所有焦急、擔憂、自我問題、摩擦與存在的恐懼的來源」。二者的分野在於所采取的態度和行動。《莊子》以「安時」「處順」的態度遠離時間之河，以規避它所帶來的存在焦慮，實現人生超脫。《離騷》則認為人無法置身於時間之外。這一方面從根本上決定了人生之短暫，以及由此帶來的失望、焦慮和恐懼；另一方面賦予了人類走向自由的可能，具體做法是在持續不斷的悲劇性抗爭中堅守人性。

(來源：《中國文學批評》2022年第4期)

作者周建增，中共廣東省委黨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廣州51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