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臨回北京時聽說熊秉明先生住院的消息的。到北京的第三天，巴黎的朋友力川來電話，得知他走了。記得去年夏初和力川專程去看他。他家離巴黎很遠，開車要一個來小時。那天他看起來精神不錯。我們喝茶吃蛋糕，談天說地。在午後的寧靜中，幾盆花開得熱烈。他忽然談到老年和正視死亡的問題。他說到死是一門學問，每個人都得學而習之，特別到了老年，更要認真對待。他甚至想在國內開門課，和學生討論這些問題。說到此，他臉上有一種智者的從容。得到他的死訊，讓我想起他當時的表情。

在巴黎的朋友都叫他熊先生。先生如今已被俗用了——女士們先生們，其本意是先師的意思。在海外受過教育的華人，往往用字反倒比國內的人謹慎，特別是像巴黎這樣陰性的城市。故熊先生這個稱呼是恰當的，表示一種親切的敬意，並沒生猛到言必稱大師的地步。

我和熊先生相識的確切時間記不清了，應該是八七年夏天。那時我們一家住英國，利用暑假到巴黎等地漫遊。對我來說，那是一段難忘的時光，貧困但閑散。記得在熊先生夫人當時辦的旅行社開過個座談會，有畫評家陳英德、雕塑家王克平和熊先生。隨後王克平還開車帶我去拜訪熊先生。他那時住巴黎近郊。後院是他的工作室，堆滿了他的雕塑作品。印象最深的是一隻鐵皮烏鴉和用多層紙板黏合成的魯迅頭像。克平告訴我，自五十年代初起他就在法國畫壇非常活躍，在不少法國及歐洲的大展上得過獎。

後來才知道，熊先生不僅是雕塑家，也是詩人、書法家、學者、哲學家。他為人謙和，不計功利。可以說，他是中國傳統文人和西方自由知識分子在最好意義上的結合，是自五四以來留下的為數不多的通才之一。所謂通才，不僅指在學問上博大精深，更重要的是對歷史人生的徹悟和關懷。與通才相對應的是專才，這就是充斥今日的那些所謂專家們。他們專業越分越細，路越走越窄，所掌握的知識純粹用來混飯的。再看看當今統治世界的技術官僚們，正是這種專才在權力層面的延伸，從上到下，幾乎個個懂行能幹，但就是沒有靈魂。

九十年代初我在巴黎住過，以後常來常往，但和熊先生見面的機會並不多，尤其是他後來搬出巴黎，因眼神不好開不了車，很少進城。去年夏天，他特地約我到他家小住幾日，要好好聊聊，最後還是沒去成。悔矣。人在的時候，以為總有機會，其實人生就是減法，見一面少一面。

熊先生住得遠，來去匆匆，難得有時間多聊聊。和他在一起很少喝酒，總是清茶一杯。茶帶來的記憶就是和酒不同，清爽明澈，這也恰似熊先生的為人。熊先生很健談，路數多變，或曲徑通幽，或海闊天空。記得有一回他對我的詩委婉提出批評，我和他爭了起來，且相當不敬，而他只是寬厚地笑笑。另一回他請我讀一首近作，結尾是“如果天空不死”，他感嘆說，這句讓他想起他的青年時代。我當時不知道這聯想是怎麽來的，現在終有所悟。這詩句其實有種悖論式的緊張：說來年輕時的天空是不死的，但虛擬語氣對此提出了質疑，那正是青春期的困惑。

上世紀最後一年，熊先生在北京、上海、昆明、臺北、高雄舉辦了巡回展《熊秉明的藝術——遠行與回歸》。這題目起得好，我想一定是熊先生自己起的。看看熊先生的年表，正如一條路線圖，和歷史事件和戰亂和內心騷動有關。他一九二二年生於南京，父親熊慶來是著名數學家。二七年父親到清華教書，舉家遷到北京。七七事變後，又隨父親搬到昆明，四四年畢業於西南聯大哲學系。然後越走越遠了，走出了國界——他四七年考取公費留法，直到七二年才第一次回國，這一走就是四分之一世紀。他父親已死於文化革命中。此後他開始往回走了，回國辦展覽講學出書。遠行和回歸，甚至不僅僅是時間和空間上的，也是他的心路歷程。他不久前提到，雖然在法國住了五十多年，他並不覺得有融入法國社會的需要。熊先生的法文應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而他從不用法文寫作。我想其實他骨子里有一種驕傲，中國文化的驕傲，這驕傲陪他遠行，也伴他回歸。

熊先生走了，這個世界更加黯淡了，留下我們去面對死去的天空——一個冷漠而高效率管理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