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死亡的知識是鑰匙，用它才能打開午夜之門。——題記

三月二十四日下午三點半，法航一九九二次班機在特拉維夫國際機場的停機坪停穩。我們搭乘交通車到邊檢入口處，排隊的黑壓壓一片。無望中冒出個以色列外交部的官員，把我們的護照斂齊，消失又出現，我們魚貫而行，尾隨著他從特別出口溜出來。我剛鬆了口氣，就被個精干的小夥子攔住，顯然是便衣警察。他說出於安全原因，我必須如實回答問題。此行的目的？我含糊了一下，說我是國際作家議會代表團成員。他把代表團（delegation）聽成審問（interrogation）。什麽？國際作家審問？他耳朵警惕地支起來。不，不是審問，我連忙擺手，叫來我們的秘書長薩爾蒙。可他只會法文，三個人越說越糊塗，鬧不清到底是誰審問誰。幸好來接我們的法國駐以色列總領事館的代表及時出現，總算解了圍。便衣警察用兩個指頭碰碰太陽穴，用法文說了聲再見。

國際作家議會代表團八名成員，來自四大洲八個國家，包括國際作家議會主席美國小說家羅素·班克斯（Russell Banks）、南非詩人布萊頓·布萊頓巴赫（Breyten Breytenbach）、意大利小說家文森佐·康索羅（Vencenzo Consolo）、西班牙小說家胡安·高伊蒂索羅（Juan Goytisolo）、國際作家議會秘書長克里斯蒂安·薩爾蒙（Christian Salmon）、葡萄牙小說家何塞·薩拉馬戈（Jose Saramago）和尼日利亞詩人劇作家沃里·索因卡（Wole Soyinka），還有我。昨天下午六時，我們在巴黎書展大廳的法蘭西廣播電臺專櫃舉行新聞發佈會，公佈了“巴勒斯坦和平呼籲書”，來自三十多個國家的五百多個作家，包括好幾個以色列作家在上面簽了名。

我們一行外加十來個隨行記者，登上機場門外法國總領事館的專車，於四點四十分出發。公路向腹地延伸，景色越來越荒涼。這基本是塊不毛之地，砂石堆積成丘成山成陰郁之海，灌木野草雜陳，讓人想起戈壁灘。

九○年春，我和多多參加耶路撒冷國際詩歌節。其間被大轎車拉來拉去，那時從語言到時空全轉向。只記得多多下死海遊泳，爬出來後悔莫及——下死海可不是鬧著玩的。以色列是個準軍事化的國家，到處是這樣的景象：小夥子一手握槍，一手摟著女朋友，滿不在乎地逛街。和以色列作家談起中東危機，他們既對右翼政客不滿，但又無能為力。說到未來，幾乎個個目光遊移，滿臉沮喪。我們去過以色列和敘利亞邊境，那兒的囤墾區讓我想起六七十年代中蘇邊境上的建設兵團。

一晃十二年，整一輪了。這回我要到邊境另一邊去。

進入九十年代，和平本來是有指望的。九三年九月十三日，拉賓和阿拉法特第一次握手，簽署了自治協議。九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他們又簽署了第二個自治協議，緊接著以色列從西岸撤軍。同年兩人共獲諾貝爾和平獎。阿拉法特結束了二十七年的流亡生涯，回到自己的故土。而九五年十一月四日，拉賓被極右翼學生刺殺，為和平進程蒙上陰影。歷史往往被偶然事件所左右。若刺客未能得手，時間箭頭或許會指往另一個方向。也正是這偶然之手從芸芸眾生中拎出布什和夏隆，讓他們粉墨登場，給世界帶來多少變數。二十一世紀正是在這樣的變數中開始的。

白日孤懸，緊貼著我們腦後，像無聲的槍口。一隻鷹翻飛，似乎想在大地上打開自己折疊的影子。哨卡出現了，大兵端著槍，檢查車牌和通行證，附近的碉堡的沙袋上架著機槍。反方向的道路堵滿車輛。向導告訴我，這條公路根本不許巴勒斯坦人的車輛通行。而這邊的道路之所以暢通，說來很簡單，我們的目的地是拉馬拉（Ramallah），即阿拉法特在其中坐鎮的圍城。

天色漸漸暗下來，風景變了。先是一個緊挨著陰森森的兵營的哨卡，旁邊停著坦克，前方是炮樓，射擊孔像空洞的眼窩。車門吱地打開，總領事館的代表拿著以色列國防部的特別許可證，跟大兵交涉。攝影師扛著攝像機跟過去，聚光燈刺眼。只見那個大兵又叫來他的上司，估計是個排級幹部。他用步話機向上級請示。他先索去我們的護照，又上車一一查對。他很年輕，眼睛既疲倦又冷漠，面部無表情也是一種表情，好像在說：你們這幫家夥吃飽了撐的，來這兒找死？他又用步話機聯絡，等了好一陣，總算揮揮手放行。車沒開多遠，又是一個哨卡，這回耽擱的時間較短。繼續向前，一個穿藍色迷彩服的巴勒斯坦警察出現，他一招手，停在路邊的警車啟動，閃著藍色頂燈在前面開道。我們終於進入拉馬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