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的另一端擠滿了人和出租車。大學及三十多個村莊與拉馬拉隔開，諸多不便，倒是給出租車和小販帶來了生意。塵土飛揚，人們大叫大喊，脾氣暴躁。有個小販背著個一人多高的銅壺，壺嘴拐八道彎。像個高深莫測的樂器。只見他一拱肩膀一扭腰，飲料就音樂般流出來。他免費送給我們頭頭羅素一杯。我也跟著嘗了口，像冰鎮酸梅湯，心定了許多。

我們下了出租車，穿過校園。這和世界上別的大學沒什麽兩樣。學生們三五成群在聊天，享受午後的陽光。女學生似乎很開放，都不帶蒙面紗巾。伯爾澤特大學是第一所巴勒斯坦高等院校。初建於一九二四年，那時只不過是個小學，逐漸升級，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才成為正規大學。這些年來，有十五個大學生在遊行示威中被殺害。以色列當局經常強行關閉大學，自七九年到八二年，百分之六十一的時間是被關閉的。最後一次是八八年一月，關閉了長達十五個月之久。在此期間，校方秘密在校外組織臨時學習小組。即使如此，很多學生要花十年工夫才能完成四年的學業。

可惜沒邀請學生代表參加，午餐會有些沈悶。校長致歡迎詞。羅素談到校際之間，比如與他任教的普林斯頓大學合作的可能。一位教授告訴我，因為圍困，很多學生晚上就睡在教室。

我溜出來在樓里轉悠。大廳陳列著學生的雕塑。其中一件作品讓我震驚：一個鳥蛋放在由銹鐵釘組成的巢中。這想像讓人心疼，只能來自受過戰爭創傷的年輕人。

我們從大學乘車去拉馬拉的一所難民營。所謂難民營，其實就是為被逐出家園的人所建的臨時住處，說臨時，好幾代過去了，擁擠不堪。我們先來到難民營的文體娛樂中心。迎面是被坦克撞破的門，滿地紙片碎玻璃，電腦樂器健身器材等所有設備無一幸免。中心的負責人抱歉說，沒有一把好椅子能讓我們坐坐。他攤開雙手問我們：你們說說，這就是恐怖基地嗎？

幾乎每堵墻上都有個大洞，貫穿家家戶戶。這是以色列新發明的爆破武器，嫌破門而入麻煩，索性穿墻越壁。看來，這種新技術帶來新的串門方式，正在改變人類的禮儀傳統。我們來到難民營小巷深處的一家住戶。“客人”串門時，不僅毀了電視機，還傷了主人。我不懂阿拉伯語，而他們手勢表情中的那種絕望與恨，一看就明白。

晚六點，阿拉法特要接見我們。這並沒寫在時間表上，但大家似乎都心知肚明。陪我們的雷拉說，會見只有半小時，隨後阿拉法特要召開內閣會議。由警車開道，到阿拉法特官邸時，天已擦黑。大轎車進入大門穿過空場，停在一棟外表普通的樓房門口，有荷槍實彈的警衛把守。雷拉帶我們上樓時，多數記者被攔住。我們被帶到一個休息室，大家聊天開玩笑，自由散漫慣了，不習慣這種正式場合的壓力。大約十分鐘後，我們被帶到對面房間，阿拉法特站在門口，由雷拉介紹，和代表團成員一一握手。阿拉法特帶著他那著名的微笑，和照片中的沒有什麼區別，只是他個子比想像的還矮小。小個子自有他們對付大世界的辦法，一般來說，他們更自信更頑強更務實更富於挑戰精神。以色列當局的那些戰略或心理專家大概沒想到這一點。

這顯然是阿拉法特的辦公室兼會客廳。一頭是辦公桌，旁邊立著巴勒斯坦國旗；另一頭是一圈沙發，茶几上放著一盆嬌氣的睡蓮。阿拉法特和我們頭頭羅素坐中間。按事先說定的，這次會見不對外公開，故所有記者都被趕了出去。羅素首先代表國際作家議會說了幾句話，表示對巴勒斯坦獨立和自由的支持。他特別強調說我們是來看望達維什的。阿拉法特指著達維什開玩笑說：“他是我們老板。”每個成員都說了幾句話，由雷拉翻譯，但阿拉法特時不時用英文回答。索因卡說，他希望不要把仇恨和衝突寫進教科書去。阿拉法特做了個堅決的手勢，說：“絕不會的。我們甚至相反，太不關注對歷史的描述了。”說到仇恨，他感嘆道，小時候他家就在哭墻附近，他整天和猶太孩子們一起玩。如今這幾乎是不可能了。最後輪到我。我說，自童年起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想知道經歷了如此漫長的歲月和重重困難，你是否還保持著當年的理想？阿拉法特激動地跳起來，指著他身後的廟山（Mount of Temple）的巨幅照片。特別是那醒目的鍍金圓頂（Dome of the Rock）和旁邊的猶太教寺院。廟山不僅是伊斯蘭教，也是天主教和猶太教聖地。基督曾在這兒布道，希伯萊人的祖先亞伯拉罕的第一個祭壇也在這兒。阿拉法特用指頭劃了個大圓圈，意思是在一起和平共處，那就是他的理想。他也是個會用隱喻的人，那是一種能力，觀察和解釋世界的另一種方法另一個向度。很難想像他的對手沙龍使用隱喻，沙龍的語言倒是直截了當，那就是坦克。三天後，他的坦克衝進阿拉法特官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