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競爭力

（領袖）必須不僅考慮哪些已經“播出”的特定故事，還必須考慮領導人那套故事最後置身的所在。基於同樣的道理，領導人一生的特定具體言行，與無數已經固存於群眾只覺中形形式式的早先形象與既有觀念處於競爭地位。..........若要人接受，故事必須有足夠的背景，必須鉅細靡遺才能使群眾安心地依樣而行；只有這些輔助的特性都已十分知名以後，領導人才能指望群眾“依計行事”。（26頁，故事競爭力）

對任何領導人而言，故事都是重要的，要想影響廣大群眾的領導人，會發現他們本身總是忙著發表一些簡單的故事。（36頁）

生動的願景…

故事可分成三大類：有關自我的故事，有關群體的故事，以及有關價值與意義的故事。我無意認為一個故事只能適合於其中一個類型，也絕非主張領導人所說的一切故事都必然能夠分毫無誤的納入這種分類法。但是我相信領導人所說的故事，絕大多數都是為了反應人類對自我有更佳的理解的需求，為反應存在於人們文化周遭的群體，為反應具有價值與意義的問題而創的。事實上，最廣義的故事——如敘述、遠見、夢想與實際言行——都是在它一方面能夠滋養心靈（或了解），同時又能培養一種歸屬感與安全感時才會最具效力。就此而言，不論其宗旨與復雜程度，每個幼兒在朝較大社會邁入第一步時，領導人的故事都會對幼兒面對的基本課題再生影響。經我觀察過的每一個主題，聽眾在許多複雜程度不同的層次上面對故事。這些故事彼此互相鬥爭，我的假設是，學術較低的說法（那些以五歲或十歲心靈為對象的說法）並不能為學術程度較高的說法輕易取代。（霍華德·加納，91頁）…

遠見領導

當一個人在一個傳統領域或學術範圍內提供領導時，他可以認為他的觀眾的聽眾已經對這些故事、形象以及領域的其他具體表現相當精熟。簡單地說，他溝通的對像是專家。特別是在當代這個“飢渴”於遠見的時代，遠見在大多數領域都獲得甚高評價。也因此，儘管成為一位具有遠見之士絕非易事，但有遠見的人至少有合理的機會得以成功地重塑一個領域。（20頁）…

霍華德．加納：不一樣的領導力



Howard Garnder: Leading Minds: An Anatomy of leadership為什麼愛因斯坦、史隆及甘地......都有那麼多的追隨者？

關於領導的作品多如過江之鯽，但多數的作品忽略了領導中最關鍵的一個成分，亦即領導人與被領導人的心靈狀態。

本書作者加納認為，領導的關鍵之鑰在於創造並且具體體現一個有效的故事。領導人領導的對象如果不是專家，他就得處理被領導人未啟蒙前的心靈。領導人必須把被領導者在小時候所學得的世界觀及聽到的故事納入考慮。…

我將丘吉爾與愛因斯坦都視為領導人物—都是對其他人的思想、行為與（或）感情造成極大影響的人。丘吉爾經由他在許多場合發表的談話與演說，以一種直接方式施展他的影響力。因此，我稱他為直接領導人。愛因斯坦則透過他研發的理念，以及這些理念演變成理論或論文的方式來影響他人，因此，他應該算是一位間接領導人。（霍華德·加納著《領導大師風雲錄》，1997年，台灣遠流出版事業，9頁）…

因此，我們肯定對某些存在的事件沒有有意識地註意到。換言之，它們深藏於意識的門檻之下。它們已經發生了，卻被下意識所吸收，而沒有浮現在我們的意識的認知當中。只有在直覺的當下和經過一連串苦思冥想它們必然發生過，我們才能覺察類似的事件，本來我們雖可能忽視它們對情緒和生命力的重大影響，但這種重大意義卻會在後來從潛意識中湧現出來，形成後見之明。

比方說，它可能以夢的形式出現。通常的情況下，任何事件的潛意識層面均可能透過夢向我們展露。在夢中，它的面貌不是理性思維。綜觀歷史的發展，由於有了夢的研究，才使得心理學家首度得以探究心理意識事件的潛意識層面。(2-5頁)（潛意識探微，卡爾古斯塔夫榮格，1999，龔卓軍譯，見《人及其象征：榮格思想精華的總結》，臺北：立緒文化事業/Man and His Symbols, Carl G. Jung,1964, USA: Ferguson…

人類用口語或文字來表達他想要傳遞的意義，他的語言充滿了象征，也充斥著一些並不是那麼精確描述的符號或形象，有些只是縮寫或英文字首的組合，UN（聯合國）、UNICEF（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ESC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其他如人們熟悉的商標、成藥、徽章和勛章的名字等等，雖然它們本身沒有什麼意義，但藉著日常流通和約定俗成，它們獲得了可資識別的意義。這些東西不是象征，而是符號(sign),它們只是用來指涉它們所隸屬的對象。…

財富和技術的力量已經將公共商業的影響擴展到空前的水平。現在，有100多個國家可以收看到NBA的比賽，豐田車能夠賣到151個國家，可口可樂在185個國家都有銷售。每一年，麥當勞在美國以外開的連鎖店數量要兩倍於其在美國的開店數。汽車、郊區開發和大型購物中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新顧客。(59頁)

這些發展帶來的好處是明顯的，……伴隨著文化創造力的爆炸性增長。……同時有一些文化失落了。……我們仔細思考了跨文化接觸對窮國與小國本土氣質（ethos）的破壞。氣質的消失會破壞非西方文化的獨特性，並因此使他們的藝術創造力消失殆盡(59-60頁)…

在經濟學語言裏，氣質指的是個體態度（attitude）的“互相依賴”，或使用更為技術性的字眼，即態度間的“網絡效應”。在某種程度上，一個人的態度是共同體內其他人態度的一個函數。根據標準的經濟學模型，氣質是產品中無法定價，不能交換的內置物(input)，通過許多人的行動和態度被集體生產出來。（61頁）

良好的氣質能夠讓相對小的群體創造文化奇跡。根據最標準的估計，古代伯裏克利時期的雅典，居住人口不足20萬（自由公民的數量更少），但它在哲學、詩歌、歷史、戲劇和政治學方面實現了至今無可比擬的成就。雅典人並不比我們當代人更優秀，但他們的時代提供了一個有利於大膽和創造性思考的精神氣質。雅典人以渴望發現、渴望奇跡、想要嘗試第一次的情緒感染了它的創作者。（61頁）…

跟很多技術知識不一樣，藝術能力（capability）不能輕易地被轉移到其他時代或其他社會。納瓦霍（Navajo,北美一支印第安人）人有很高的編織才能，卻無法制造出第一流的阿米緒拼布（AmishQuilt)。這不僅因為他們沒有制造阿米緒產品的精確知識，而且也因為他們欠缺審美上的正確感覺，就像啊米緒人不能生產第一流的納瓦霍地毯一樣。今天的納瓦霍人也無法復制1860年代最著名的產品中所蘊藏的那種觸感和品質，盡管如果能做到這一點的話，就有大把的金錢等著他們。（64頁）（陳明發註：阿米緒，美國與加拿大境內一支原自十六世紀瑞士蘇黎世的移民社群，在地理與生活上和主流社會及現代文明隔絕；不開車，不用家電，嚴守信仰，專心農作。）…

由於我們理智的限度，當我們說某物是“神聖的”，我們充其量只是給了它一個稱號，這樣或許是基於某種信念，卻絕非出自任何確實的明證。

由於有太多的事情超越了人類理解的範圍，我們便經常用象征語言來表述我們無法界定或完全理解的概念，這也是為何所有的宗教都使用象征語言或形象的理由之一，但是，像這樣有意識地運用象征，只是一項極度重要的心靈事實的一面，其實，人類也會以潛意識、自發發夢的形式創造形式。…

關於未來的結構性對話，是由一些一針見血的提問所引發的。1997年1月的《新聞周刊》就曾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文章這樣開始：林肯總統是個偉大的演說家，他擅長與人溝通，人們傾聽他的演說，便能夠很好的理解他。羅斯福總統是著名的廣播演說家，在30年代－－廣播的黃金時代－－他發表的“爐邊談話”就是一篇傳世佳作。而登峰造極的電視總統則非約翰肯尼迪和羅納德裏根莫屬。然後，作者一針見血地提出：“誰將成為互聯網總統？誰能理解如何使用互聯網－－我們最新的通訊手段，並把它的作用發揮到極致？”（23-24頁）

在信息時代，工作被信息技術所驅動；而夢想社會，工作不僅受數據的驅動，還受故事和情感的驅動。我們在哥本哈根未來研究院進行的研究表明：未來主要的消費增長不再是物質性的，這就使得每家公司都應該立即發掘情感市場的增長機會。……我們仍然需要吐司機和冰箱來拷面包、冷藏食物，不過產品所蘊藏的的故事一面將成為購買決策中最重要的部分。（51頁）

關於未來的對話結構

如果我們對於未來的思索僅僅局限於現實、事實和知識，那麼就大錯特錯了，因為未來不是由確知的東西所構成。未來不存在於有形的世界中，而存在於我們的頭腦和夢想裏。……生產隨身聽的想法不是索尼公司精疲力竭搞市場調查的結果。它曾經是一個想法，一個夢想，而現在夢想成真，世界上千萬的人在分享這項成果。……每一個重大技術突破的背後都隱藏著一個夢想，每一種新產品之中都蘊含著一個夢想。是夢想創造出現實－－通過辛勤的勞動。（夢想社會，羅爾夫詹森著，23－24頁）…

醇和心境的市場:一期《紐約時報》有關變化的信息，可能超越一個普通的19世紀農夫一生所累積的經驗。熟悉的對新事物、新信息的比例嚴重改變。有太多的新東西出現，而我們熟悉的事物越來越少。在一個瞬息萬變、沒有安全感的世界裏，我們需要醇和的心境和永久性。而在靜態的世界裏，人們需要變化和新事物。換言之，我們所需要的總是供給不足的東西。19世紀末，當現代報紙出現時，是為了給讀者日復一日平淡無奇的生活增添新聞－－傳播變化的訊息；而今天，報紙的作用在逐漸改變：它應該為人們理解每天生活中的喧囂紛亂提供一個有利的視角。……冒險市場與醇和心境市場，彼此互補。（97頁）

……大多數威士忌商標都講著同一版本大同小異的故事。焦點在於永恒的一面＝＝產品是按經年累月不變的配方生產出來的，蒸餾過程完全跟最初一致，商標也紋絲不變。一則百威啤酒廣告描述並展示出歷經一個多世紀，其商標幾乎完全保持了原樣，第一批啤酒要追索到卡斯特將軍時代。（98頁）…

泰勒·考恩的經濟學家本色更在於他把個人主義的方法論貫徹到底，這正是他和文化悲觀主義者們的根本區別。經濟學從人而不是人們入手開始進行分析，判斷首先建立在個體選擇的基礎之上。泰勒·考恩在書中以個體的可選擇性作為文化多樣性的衡量尺度，而不囿於各種民族文化的完整性，其視角甚為獨特，畢竟文化的進步要落實到每個人的訴求上來。但泰勒·考恩的這種解釋畢竟無法回答所有的問題，因為個人對於文化也有民族認同、地域認同的需要，而且這種認同本身就是創造精神的重要來源。書中對此作了某種程度的補救，對於集體認同的代表自身文化的公共標誌，泰勒·考恩認為也需尊重大家的共識。如此，便更容易理解星巴克故宮店受質疑一事的民意反應，盡管能夠提供更多個人的可選擇性，但應尊重人們的共同知識。對於這種破壞，泰勒·考恩總結道：“太過‘公眾’的形式也往往對外來影響更加敏感。如果傳統德國小鎮的中央廣場上開了一家美國快餐連鎖店，定會引起軒然大波。”…

破壞有理?全球化中的星巴克與黃金甲

泰勒·考恩認為跨地域的商業化對文化的影響可以追溯到希臘文明———它奠定了西方文明的重要基礎，而不同意希羅多德將希臘文化的繁榮歸功於希臘人的綜合天賦。他的研究表明，“西方文明建立在商品、服務和理念的國際交易的基礎上”。黑格爾說“密涅瓦的貓頭鷹只在黃昏時才展翅飛翔”，本意說文明已經認識到它的局限性並處於衰落中時，才會產生對該文明的哲學理解。泰勒·考恩用這個譬喻總結出“創造性破壞”的密涅瓦模式，他認為“跨文化接觸常常會在中斷或摧毀某種氣質之前造就它的繁榮”，“文化繁榮包含著自身毀滅的種子”。…

在相對不發達的社會裏，墨西哥和印度提供了大規模社會如何在廣泛的對外接觸中維持獨特和多樣認同的例子。墨西哥是由許多文化上獨立的區域，及數十種彼此難以理解的語言組成的，這個國家有多種多樣的烹飪方式和工藝品。這種多樣性被證明對外來影響具有高度的彈性，比如墨西哥至少從有歷史記載以來，便具有文化上的綜合性，現代墨西哥的區域多樣性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鐵路和墨西哥的經濟增長，是它們促成了20世紀早期的文化繁榮。從當代藝術到電影到墨西哥說唱樂，墨西哥的創造力一直保持著相當旺盛的狀態，就算在民間藝術方面，墨西哥藝人的數量也處於歷史上的高峰。（同上）…

規模的價值

一個文化的人口越多、經濟越強，被跨文化接觸所摧毀的風險也就越小，它能夠吸收外來思想而不被外來文化所吞沒。日本、美國和德國是吸收大量外來文化並加以融會貫通，且沒有迷失自我的三個例子。（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教授泰勒考恩：創造性破壞，73-74頁）

大規模社會通常更能抵抗外部的打擊，並為社會重組提供更多的機會，大規模社會的多樣性可以讓社會的某些部分更為靈活和創造性地應對外來影響，雖然其他部分可能會摧毀。就這方面而言，大規模社會的多樣性更強，且能更好的應付未來風險。（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