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考恩的經濟學家本色更在於他把個人主義的方法論貫徹到底，這正是他和文化悲觀主義者們的根本區別。經濟學從人而不是人們入手開始進行分析，判斷首先建立在個體選擇的基礎之上。泰勒·考恩在書中以個體的可選擇性作為文化多樣性的衡量尺度，而不囿於各種民族文化的完整性，其視角甚為獨特，畢竟文化的進步要落實到每個人的訴求上來。但泰勒·考恩的這種解釋畢竟無法回答所有的問題，因為個人對於文化也有民族認同、地域認同的需要，而且這種認同本身就是創造精神的重要來源。書中對此作了某種程度的補救，對於集體認同的代表自身文化的公共標誌，泰勒·考恩認為也需尊重大家的共識。如此，便更容易理解星巴克故宮店受質疑一事的民意反應，盡管能夠提供更多個人的可選擇性，但應尊重人們的共同知識。對於這種破壞，泰勒·考恩總結道：“太過‘公眾’的形式也往往對外來影響更加敏感。如果傳統德國小鎮的中央廣場上開了一家美國快餐連鎖店，定會引起軒然大波。”

一個文化體系走向自我循環和自我複制後必將崩潰，但一個文化體系如果只按照商業化邏輯行事也將麥當勞般“同質化”而失去獨特魅力。事實上，泰勒·考恩此書更重要的意義在於為商業化和全球化在文化發展中的作用而辯護，畢竟他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思路和見解。商業化和全球化的確會在破壞中激發對自我文化的創造力，但如果認為市場能解決所有的問題，那就大錯特錯了。在對待文化交流和保護文化遺產上，也應當保持開放的心態和多樣化的格局。〔網上材料《世界經濟學人》ECONOMIST.ICXO.COM (日期：2007-02-20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