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學語言裏，氣質指的是個體態度（attitude）的“互相依賴”，或使用更為技術性的字眼，即態度間的“網絡效應”。在某種程度上，一個人的態度是共同體內其他人態度的一個函數。根據標準的經濟學模型，氣質是產品中無法定價，不能交換的內置物(input)，通過許多人的行動和態度被集體生產出來。（61頁）

良好的氣質能夠讓相對小的群體創造文化奇跡。根據最標準的估計，古代伯裏克利時期的雅典，居住人口不足20萬（自由公民的數量更少），但它在哲學、詩歌、歷史、戲劇和政治學方面實現了至今無可比擬的成就。雅典人並不比我們當代人更優秀，但他們的時代提供了一個有利於大膽和創造性思考的精神氣質。雅典人以渴望發現、渴望奇跡、想要嘗試第一次的情緒感染了它的創作者。（61頁）

地方風格與佛羅倫斯：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斯的人口不超過8萬，有時遠低於這個數目。為了對佛羅倫斯的成就有一個較為準確的認識，請註意，僅在1984年，就有3.5萬名畫家、藝術家、陶工和藝術史家從美國的藝術學校畢業。我已經在其他地方已經強調了支撐佛羅倫斯藝術的有利經濟條件，但同樣重要的是，佛羅倫斯非常重視城市生活、人文主義和宗教這幾個維度下的藝術奇觀。佛羅倫斯人視他們的城市為創意中心，而非軍事強權或帝國的一部分。活力、樂觀主義和人文主義的氣質透過佛羅倫斯的藝術作品直到今天仍習習生輝。更重要的是，佛羅倫斯人把藝術看得很重，這種態度讓數量很少的一群人生產出如此眾多的創意作品。（62頁）

普遍來說，氣質對文化來說都具有重要性，這並不局限於西方，海地的巫術藝術、香港的動作電影、古巴的舞蹈音樂和其他藝術形式都以本己文化（HomeCulture）中獲得了特殊的體驗。創造者重視自己的事業，尊重他們最深刻的創造性努力。就像在雅典和佛羅倫斯那樣，氣質可以幫助相對小的人群實現不可思議的創造性繁榮。（6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