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德勒茲來說，主體是一個剩餘：「依據術語『過程』(processus)的意義，記錄將訴諸生產，但記錄的生產自身是由生產的生產所生產出來的。同樣，消費追隨著記錄，而消費的生產是通過記錄的生產，並在記錄的生產之中被生產出來的。這是因為某些東西能夠以主體的秩序被定位於銘刻的表面(la surface d'inscription)。這是一個奇特的主體，它沒有固定的身份，在無器官身體之上遊蕩，總是在欲望機器的旁邊，通過它自身的產物的一部分來界定自身，到處收集著由生成以及生成的化身所帶來的回報，它生於其所消費的各個階段，同時又在每個階段中再生。『這就是我，因此這屬於我。』」[1]22-23「這也就是說，主體是在欲望機器旁作為某種剩餘被生產出來的……消費的情境綜合就存在於所謂的『原來如此！』(C'était donc…

三、剩餘主體

最後，當我們以主體政治為理論背景，從馬基雅維利那裏遊歷到阿爾都塞，我們藉此來反觀德勒茲的主體理論，其獨特性便獲得了一個新的闡釋平臺。在這一平臺上，我們看到的是後-阿爾都塞主體政治的新動態。

在《反-俄狄浦斯》與《千高原》中，德勒茲不斷提到精神分裂者與遊牧民族，他們所隱喻的思想指向帶有拓撲學的色彩，換言之，即具有異質同構性。兩類帶有人格特性的概念是否是德勒茲頭腦中反抗資本主義之主體政治中的主體？這個問題或許並沒有如同這兩個概念所表現的那樣顯而易見。…

政治的可能性空間同時也就是馬基雅維利式的主體行動的空間。更為重要的是，這個在情境中行動的主體也只有在行動才有可能被「生產」出來。除去這種情境，它沒有任何實在性，它是一個「空」。這一點，或許馬基雅維利並沒有如阿爾都塞一般如此清晰的自覺，但不管怎樣，阿爾都塞卻依照其思考的邏輯將其直接闡發出來：

 …

葛蘭西所討論的「現代君主」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他們構築了一個文化領導權(hegemony)從根本上打破了無產階級作為革命主體的本質主義規定。因為政黨領導權的重要意義在於整合各種可能革命的力量，構築一個隨著歷史變遷而不斷變遷的革命主體，其中不僅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以及資產階級都有可能成為革命的主體，這一點與經典馬克思理論中徹底而清晰的兩大對立階級之間的較量相差很遠，它的產生基於更為複雜而多變的革命主體與革命形式。嚴格說來，基於被規定下來的、靜止的主體而構築的政治理論不是真正的主體政治。因為被規定的主體只能構造出被規定的政治秩序，而一旦一種秩序成為一種永恒的理念，就會變成為社會發展新的桎梏。從馬基雅維利以來構築的主體政治從來都是充滿著非確定性的，因此充滿著多種可能性的政治策略。



他圍繞君主討論政治，所凸顯的正是這種非確定性，因為君主是一個生活在特定歷史時期，在特定社會關係中存在的現實的人，正因如此，它的創製活動之所以能夠產生所需要的是作為主觀條件的能力…

然而對於這一問題最為敏感的是當代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們。馬克思主義思想中激進性維度要求一種主體性原則，其思想在本質上是一種強烈的主體政治。但由於晚年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科學研究留下了一個問題：即晚期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探尋的鐵的自然規律與早期馬克思的激進的主體政治立場是否存在矛盾？換言之，如果笛卡爾式的純粹思維的主體哲學被瓦解之後，我們該如何處理歷史規律與人的能動性之間的協調關係。當馬克思讓哲學從天國降到人間，關註現實的人的時候，歷史究竟是被人構造的，還是歷史構造了人？當我們在要麽肯定主體性原則，要麽否定主體性原則的思維框架下，面對這樣的問題，我們只能得到一個非此即彼的回答。這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同時是一個事關社會變遷是否還需要革命，以及如何革命，怎麽革命等問題。這一問題是一個事關全局性的問題，這對於馬克思思想而言是如此，對於所有試圖揚棄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理論家來說也是如此。…

內容提要：法國思想對於主體性的癡迷源於其政治哲學中革命主體的建構。它構築的主體政治肇始於馬基雅維利對神學政治的否定。馬基雅維利對於情境與德行的相遇所構築的君主論，引發了葛蘭西的政黨理論，並最終激發了晚期阿爾都塞在偶然相遇的唯物主義當中所完成的對於無主體的主體性的構建。法國激進的主體政治建構方式得以完成。這種主體政治建基於一種匱乏的主體性之上，並不存在現實的主體載體。



而德勒茲以精神分裂者與遊牧民的兩個意象所構築的主體雖延續了這一建構主體性的結構，卻依賴於一種充盈而非匱乏的欲望之流構築了強度性的主體，這一主體本質上是一種剩餘主體性，它逃逸出任何試圖定義它的觀念，保持了它革命主體的本質屬性。…

圖8 倫敦的情感:快樂、恐懼和中立態度(1700—1900年)

 …

通過上述研究，本案發現:宋代詞人整體情感的時間變化與宋代國勢發展基本吻合，隨國家的興衰而變化;詞人情感在不同時段的空間分布有所不同。地理環境等因素造成了不同詞人地方感的空間差異，而歷史事件引發的民族情感，又促成了宋朝詞人整體地方感的形成和變化。本案基於GIS空間統計方法，對不同詞人的情感進行定量化處理，將個體地方感的研究整合為對整個文人群體地方感的研究，嘗試進行地方感尺度的調換，為情感地理學中詩詞意境的定量研究提供了新的借鑒。

 …

本案的詩詞文本數據主要源於《全宋詞》(1999)，並結合「古詩文網」對宋代詩詞的分類，共挑選宋代寫景類詩詞340篇。在對文本進行數據提取與處理時，本案首先挖掘出宋代詩詞文本中的地理信息(即「涉及地點」，包括詩詞創作地和詩詞提及地)，通過確定地名的古今名稱和位置信息，直接在地圖上定位;其次，提取宋代詩詞的時間信息(即「創作年份」)，對無法確定具體創作年份的文本進行取中間值處理;再次，鑒於情感具有動態性、抽象性和復雜性，且測量難度較大，情感信息的提取與處理是本案研究的關鍵。本案嘗試對難以量化的情感提供有效的數理分析與表達途徑:第一步，將詞人的情感信息分為積極和消極兩大類:積極情感包括:快樂、曠達、平靜;消極情感包括:憤懣、悲傷、憂慮和思念(圖2);第二步，參照羅素(Russell)提出的情緒環狀模式，依照詞人的情感強度進行賦值:快樂(1.0)、曠達(0.6)、平靜(0.4)、思念(-0.5)、憂慮(-0.6)、悲傷(-0.8)、憤懣(-1.0)。…

其實早在20世紀初，就有學者成功將文學作品中的一些要素(如帶有虛構性的背景環境分布)以視覺化方式呈現，[34]例如夏普(William Sharp)把蘇格蘭地圖與司各特作品中人物的區域活動圖放在一起進行比較和分析，試圖發現現實空間與想象空間如何重疊。[35]然而，這些早期嘗試仍處於文學地理學的初步發展階段，主要還是側重文學文本的解讀。1998年，西方「數字人文研究」(digital humanities)代表人物——美國斯坦福大學的莫雷蒂(Franco Moretti)出版《歐洲小說地圖:1800—1900年》(Atlas of the European novel, 1800-1900)，其標誌著文學與地理深度互動的新時代已經到來，繪制地圖成為文學闡釋的重要方法之一。基於莫雷蒂的研究，瑞士學者皮亞蒂(Barbara Piatti)的《文學地理:場所、行動領域和空間幻想》(Die Geographie der Literatur: Schauplätze, Handlungsräume,…

具體而言，文學地理學以文學和地理的關係為研究對象，包含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文學要素的地理分佈、組合與變遷;



第二，文學要素及其整體形態的地域特征與地域差異;



第三，文學與地理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而文學要素又可細分為創作主體 (如文學家、文學家族、文學流派、文學社團和文學活動中心)、文學作品主體 (如文學主題、題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觀、體裁、形式、語言等諸多要素和作品形態)和文學接受主體(如讀者和批評家)。[31]

如上文學地理學論題若輔以情感維度加以考察，可以部分征用為文學情感地理學的研究對象。而站在文學研究的立場縱觀朱竑等人提出的情感地理學七大研究主題:



①情感、生態環境與氣候變化 (從人地關係的角度研究人類情感與生態和氣候變化間的相互影響);…

無獨有偶，情感問題不僅受到以金雯為代表的文學情感研究者的高度關注，文學地理學研究者同樣注重對於文學內部景觀的發掘與引伸。曾大興在論及「地理環境影響文學的途徑與機制」時特別強調文學家情感體驗的重要性。他認為地理環境作為一種物質現象，通過文學家的精神層面來影響作品，而精神層面的具體內容即是文學家的生命意識，其側重人類對於生命所產生的一種自覺的情感體驗。因此，中國古代文論中的「應物斯感」和「緣事而發」，適好用來概括地理物象和事項、文學家的生命意識和文學作品三者間所存在的兩種生成機制。緣情(如劉勰的「七情」[22]和班固的「哀樂」[23])而發的觸發機制對於文學家來說既是一種思維習慣，更是一種審美傳統。[24]

在西方新地理學(New…

地理學的這份情感熱度源於幾乎是同一時期(即1970年代中期)產生且波及整個西方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的「情感研究的革命」，情感問題一時間受到幾乎所有學科的關注，心理學、神經科學、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文學、政治學乃至經濟學，概莫能免。[12]待其余波持續發酵，終於在本世紀初誕生了情感地理學(Emotional Geographies)。關於情感地理學的定義，西方學者(如地理學家、人類學家和教育學家)出於各自的研究側重而不盡相同，但是「真正的情感地理學不能只聚焦於情感，它必須且應該嘗試去表達客體化語言中所隱藏的一種微妙之物，即人和地方之間的情感聯系。雖然不同領域的學者采用的研究方式和表達模式大相徑庭，但都應致力於上述同一目標。」…

近40年來，我國文學地理學研究不斷湧現兼具突破性和穿透力的成果，不僅為傳統文學批評觀念和認知模式提供了一種全新視角，也為打破人文社會科學間的壁壘進行有益嘗試。為了對我國文學地理學的發展現狀有一個更全面的認識，基於中國知網數據庫的文獻檢索功能，輸入「文學」和「地理」進行篇名、關鍵詞、摘要的一框式檢索，截至2021年1月15日，檢索出9,258篇相關文獻，其中文學領域相關文獻數量多達4,897篇，發文總量呈現快速上升趨勢(圖1)。 …

摘要: 20世紀西方地理學歷經諸多學派的交替更叠，遂又受到1970年代中後期「情感轉向」影響，在本世紀初分蘗出當下日益發展壯大的情感地理學。…

現代性的“自我認同”涉及兩個過程，一是現代性的“解放的政治”，它力圖將個體和群體從對其生活機遇有不良影響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一面打破過去的枷鎖以塑造一種面向未來的態度，另一方面力圖克服某些人人或群體支配另外一些個人或群體的非合法性統治。“解放意味著通過讓個體能夠在某種意義上擁有在其社會生活的環境中自由和獨立行動的能力，來把集體的生活組織起來。”[91]



二是晚期現代性的“生活政治”：“生活政治是一種由反思而調動起來的秩序，這就是晚期現代性的系統，它在個體與集體的層面上都已極端地改變了社會活動的存在性參量。在一種反思性秩序的環境中，它是一種自我實現的政治，在那里這種反思性把自我和身體與全球范圍內的系統聯接在一起。”[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