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公雲：“著膩顏帢，潝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劉註引《裴子》：“林公曰：‘文度著膩顏，挾《左傳》，逐鄭康成，自為高足弟子。篤而論之，不離塵垢囊也。’”）（《世說新語•輕詆》）

表面上看，支道林也對著顏帢深為不滿。但他的指責角度與傳統人士及《晉書》作者截然相反。他不是指責著顏帢新潮和違反禮制，而是嫌它已經過於落伍。因為入晉以後顏帢經過改造後成為最新潮的“無顏帢”，而且也被視為“服妖”之列。《晉書•五行誌》：“初，魏造白帢，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帢’，傳行之。至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顏帢。……無顏者，愧之言也。……其緩彌甚者，言天下亡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於大恥也。永嘉之後，二帝不反，天下愧焉。”在支道林看來，有了“無顏帢”這樣的最新潮的帽子你不佩戴，卻還依舊戴著油膩骯臟的老式顏帢，自然是陳腐不堪了。所以李慈銘謂：“江東時以顏帢為舊制，故道林以膩顏帢誚之。” 其實支道林真正看不慣的，還不是王文度的衣著，而是他思想觀念的陳腐保守，衣著保守只是其思想保守的外包裝而已。余嘉錫雲：“《後漢書•襄楷傳》雲：‘天帝遣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註雲：‘《四十二章經》：天神獻玉女於其佛，佛曰：此是革囊盛眾穢耳。’‘塵垢囊’即‘革囊盛眾穢’之意，其鄙坦之至矣。然由此可知坦之獨抱遺經，謹守家法，故能辟莊周之非儒道，箴謝安之好聲律。名言正論，冠絕當時。夫奏簫韶於溱洧，襲冠裳於裸國，固宜為眾喙之所咻，群犬之所吠矣。若支遁者，希聞至道，徒資利口，嗔癡太重，我相未除。曾不得為善知識，惡足稱高逸沙門乎？”《北堂書鈔》卷一三五引《語林》：“王囗為諸人談，有時或排擯高禿，以如意注林公雲：‘阿柱，汝憶搖櫓時不？’阿柱，乃林公小名” 余嘉錫謂：“《書鈔》所稱王某，蓋即王中郎。本篇又言其嘗作《沙門不得為高士論》。其輕侮支遁如此，宜遁之報以惡聲矣。”支遁為東晉佛教六家七宗中“即色論”的代表人物，其對《莊子•逍遙遊》的新解也在歷史上獨領風騷。故以“不得為善知識，惡足稱高逸沙門”稱之，恐失允當。反之，若將余氏之言視為王坦之一類保守者的言論，則可清楚看到雙方涇渭分明之處。

不穿外衣，只穿單衣單衫也被視為“服妖”行為。《晉書•五行誌》：“孝懷帝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箋單衣。識者指之曰：‘此則古者穗衰，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服之，殆有應乎！’其後遂有胡賊之亂，帝遇害焉。”但只服單衣單衫的行為在魏晉君臣中都不乏見到：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著復衣，但著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劉註：《老子》曰：“躁勝寒，靜勝熱。”此言夜靜寒，宜重肅也 。）謝公出，嘆曰：“上理不減先帝。”（《世說新語•夙惠》）

“單練衫”當為“練單衫”之誤。東晉車灌《修復山陵故事》：“梓宮衣物，練單衫五領，練復衫五領，白紗衫六領，白紗縠衫五領。” 衫是無袖敞口的寬衣 ，為社會上各階層通用的便裝。沈從文先生認為，南京西善橋南朝墓出土的磚刻壁畫《竹林七賢圖》及榮啟期像中人物所著衣物即為此衫 。顯然，少年司馬曜在穿衣問題上不是以禮制的規定為前提，而是把先哲的哲理運用於生活實踐當中，讓穿衣問題充滿理性和精神的色彩。至於魏明帝為了檢驗何晏臉上是否擦了粉而讓他在酷暑之際喝熱面湯，何晏以朱衣自拭的故事 ，則表現出士族文人平日衣著的隨便和自由。他們並不在意衣著是否符合禮制，而是求其自由灑脫。

《世說新語》中士族文人的很多服飾行為之所以被視為“服妖”，其根本原因就是他們隨心所欲，排除禮教的約束控制，將服飾行為作為抒張個性的工具和途徑。如：
王、劉共在杭南，酣飲於桓子野家。謝鎮西往尚書墓還，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脫幘，著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劉註引宋明帝《文章誌》：尚性輕率，不拘細行。兄葬後往墓還。王濛、劉惔共遊新亭，濛欲招尚，先以問惔曰：“計仁祖正當不為異同耳？”惔曰：“仁祖韻中自應來。”乃遣要之。尚初辭，然已無歸意；及再請，即回軒焉。其率如此。）（《世說新語•任誕》）

據徐震堮、楊勇各自《世說新語校箋》的考定，“杭”同“航”，指朱雀航。航南指位於朱雀航南的烏衣巷，為王、謝等名族居住地 。《世說》與《文章誌》所記，當為一事 。劉惔一句“仁祖韻中自應來”可謂看透了謝尚骨髓。他絕對不會因尊奉禮制而犧牲個人的自由灑脫。事情的發展完全證實了劉惔的預見。文中謝尚有兩處違反禮制：晉代名士多以越名教而任自然為榮，在喪葬方面的表現就是“居喪無禮”。謝尚於其叔謝裒葬後三天便到朋友家去痛飲，即為“居喪無禮”的表現。此其一；其二，他喝酒喝到一半，才發現自己竟然是穿著喪服在喝酒。可見禮教所規定的一切，對他都沒有任何約束意義。衣著只是其中之一。對於士族名士來說，作為衣著身份地位意義的禮制色彩已經淡化到趨近於無：

謝太傅為桓公司馬。桓詣謝，值謝梳頭，遽取衣幘。桓公雲：“何煩此！”因下共語至暝。既去，謂左右曰：“頗曾見此人不？”（《世說新語•賞譽》）

即便是在今天，上下級之間見面時如果肢體沒有遮掩，也是不大雅觀的行為，何況是在禮教嚴格的古代。然而桓溫所贊美的，也正是謝安這種不拘小節的放達之舉。尤其令人驚訝的是，《世說新語》的編者竟然將這樣一個細微的生活小節放在《賞譽》一門中，這就明顯地表現出編者的思想觀念和精神追求與魏晉名士是何等相似一致，而與《晉書》的編者又是何等大相徑庭。

最能表現魏晉士族名士漠視禮教和崇尚自然的精神向往的衣著是寬衣和木屐。從前面司馬曜冬日加穿練單衫的故事和南朝磚刻壁畫《竹林七賢圖》中已經可以看出這種寬大衣著的風采迷人之處。不過這種博大的衣裳也被視為“服妖”之舉，　並被認為是劉宋代晉的征兆。《晉書•五行誌》：“晉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風流相放，輿臺成俗。識者曰：‘上小而下大，此禪代之象也。’尋而宋受終焉。”魯迅曾經從服藥容易擦傷皮膚的角度來解釋當時名士喜著寬大衣服的原因 。實際上這只是名士穿著寬衣大袖的客觀原因，其主觀原因還是因為寬大的衣著可以表現出名士灑脫高逸的風采：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嘗見王恭乘高輿，被鶴氅裘。於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嘆曰：“此真神仙中人！”（《世說新語•企羨》）

裘原為毛皮制成的禦寒服裝，但至魏晉間士族多用來修飾儀表。裴啟《語林》載：“謝萬就安乞裘，雲畏寒。答曰：‘君妄語，正欲以為豪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以三十斤綿與謝。” 從閻立本所畫陳文帝身著皮裘，坐於榻上的形象來看 ，皮裘確能給人以狀貌堂堂的感覺。陳文帝所穿為白狐皮裘，毛在外，以示雍容華貴 。為進一步增強皮裘的裝飾感，人們又以鳥羽制成裘衣。因所取鳥羽不同而分別稱為“雉頭裘”、“孔雀裘”、“鹔鹴裘”。其形制寬大者稱為氅 。文中王恭所服“鶴氅裘”即以其光彩照人的效果，使得寒族士人孟昶五體投地，贊嘆不已。李慈銘認為：“孟昶寒人，奴顏乞相，驚其炫麗，望若無人，鄙識瑣談，何足稱述！” 此語未免偏激。其實王恭被孟昶看重的，並非僅僅是其門第，其神姿風采在很大程度上要得力於他那寬大博敞的鶴氅裘。那個謝萬雖然在謝安那裏碰了釘子，但他還是想方設法搞到了一件鶴氅裘，並且穿著它演出了一場十分精彩的熱鬧劇：

謝萬與安共詣簡文。萬來無衣幘可前。簡文曰：“俱但前，不須衣幘。”即呼使入。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板而前。既見，共談移日方出。大器重之。

初讀此文，頗不可解。既然頭有巾，衣有裘，何以稱無衣幘可前？經細細品思，參以文獻，方悟其由。原來謝萬所說的“無衣幘”，是指沒有符合禮制要求謁見帝王的禮節性衣帽。這實際上是一個有意的試探。因為按照常理，既然約定與帝王見面，準備好禮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深知簡文帝司馬昱也是一位清談健將，名士中人，所以未必應當以禮制之俗與其見面。所謂有意試探的潛臺詞是，我們是按照禮制規定的君臣之禮相見呢，還是按照瀟灑名士的朋友關系相見？如果是前者，謝萬實際上已經拒絕了這樣的見面；倘若是後者，則需要得到你的許可。司馬昱對謝萬踢過來的皮球當然心領神會，於是趕忙答應以後者的禮節相見。這裏雙方都把服飾衣著作為觀念意識和精神家園的外化體，以衣著的雅俗傳達其精神的主旋。巾本來是士庶之別的標誌。劉熙《釋名•釋首飾》：“巾，謹也。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 但從東漢開始，戴巾不僅不是地位低微的標誌，反而成了高雅的象征。傅玄說：“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豹）、（崔鈞）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 東漢清議領袖郭泰因途行遇雨，臨時折巾遮雨。竟然為眾人效仿，人稱“林宗巾” 。與此同時，戴巾成為士人表示自己布衣在野的非官員身份的標誌。東漢末豫章太守華歆著巾出迎孫策，表示自己已經放棄太守官職，而以士大夫身份迎接孫策 ；西晉征南大將軍羊祜在給從弟信中說以後“當角巾東路，歸故裏”，又是指致仕還鄉 。上引《世說》佚文中謝萬有意不穿禮服，而著白綸巾和鶴氅裘，就是有意強調自己的布衣身份和高雅情調。從他此舉收到的滿意效果中，可以推想他的這身衣著起到的作用大約著實不小。可見鶴氅裘在兩個方面滿足了士族文人的精神需求，其一是其寬大的形制很好地體現出士族文人飄逸瀟灑的風韻，其二則是那羽光閃閃的效果又為其貴族身份增加了份量。至於它是否符合禮制，是全然不為他們所重的。這才是寬大衣服得以流行的主觀原因。若單純此服藥角度考慮，盡管皮裘寬大，但皮革和羽毛質地較硬，均易劃傷皮膚。恐為服藥者所不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