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等原則作為隱秘而靈活的「槓桿」，聯結起隱喻與轉喻，共同實施語詞句子的運作。需要注意的是，對等並非相等的同義，對等是在對應，類似和相異，同義和反義的基礎上進行的，故對等原則也是雅各布森所說的「平行」結構。這意味著對等原則中相似與相異，同義和反義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由此奠定了在相似性中廣泛「代表」的可能，同時也暗含著向著組合過程不斷生發、延伸的多種可能。

即對等原則投射到組合軸上，組合軸也存在「替代」次序的支配可能。所以隱喻與轉喻之間，不管是「等價」「代表」「替換」關係，轉喻都帶有輕微的隱喻特性，而隱喻也同樣帶有轉喻的色彩。這種投射轉換也恰如羅蘭·巴特所言：「在隱喻中，選擇變成了鄰近；在轉喻中鄰近變成了一種從中選擇的範圍。因此，看起來，在這兩個邊緣上，創造似乎永遠有著存在的機會。」[8]正是雙方不可抗拒的親和、兼容，互為照耀才成為可能，它完全符合詩歌的復合意指功能。

要之，隱喻掌握著詩語的「垂直關係」，從語言庫存選擇具體的詞（表現在相似性上的替換選擇），轉喻則在橫向水平關係上組織句或段（表現在鄰近性上把一個詞置於另一個詞的旁邊）。這就構成等值原則下的語詞「交換儀式」，形成千千萬萬語詞的一體化「交歡」。在這一過程中，或許張力可以視為隱喻與轉喻的後台老板，「對等原則」則成了前台執導，在他們共同策劃下，隱喻與轉喻翩翩起舞，上演了形形色色的詩語節目。

由於組合軸與選擇軸之間的投射關係（多向、對照、呼應、襯托），每個層次的語義單位都會產生一個互操作過程，使詩歌語言成分複雜化生成新的意思。這樣隱喻與轉喻接近於一種函數關係，函數關係不妨也看做是一種張力結構。

函數的定義告訴我們：設在某一變化過程中有兩個變量x和y，如果當變量x在其變化範圍內任意取定一個數值時，變量y按照一定的法則總有確定的數值和它對應，它們就構成相互映射（投射）的變化關係。那麼我們無妨把y看成隱喻——選擇軸，把x看成轉喻（換喻）——組合軸，那麼雙方相互作用下的S「值」（張力）就不是一種意義的累加，而是xy兩軸上語義的比值。在話語的通常情況下，能指和所指完全照應對等，比值為l，張力最小。在詩語的特殊語境下，隱喻與轉喻的映射（投射）、轉化（變化）過程，比值都遠遠超過1，即它們的語義關係愈疏遠，比值越大，其含義的複雜化愈深，所留下的聯想空間愈大，張力也就愈大。[9]這樣的效果，正好顯現出列奧塔德（Lyotard）所指認的：意義「斷塹」中的意義「富餘」。[10]

比值取決於對等中的對等與「不對等」，它幾乎「操控」了隱喻轉喻的運行。需要說明的是，對等原則建立在語義相同、相似、相鄰以及相異的基礎上，即對等的內容不僅有語義的同價、聲音的同價與形態的同價，同時還包含相異的、甚至相對立的東西（這其實隱含了不對等）。所謂對等原則可看做是替代與交換功能：即隱喻在詩語的縱向軸列，是用一種意象取代另一種意象，而轉喻是基於橫向聯系，通過聯想方式對相鄰成分進行排列式的衍生。以獨立句為例，當一個人說「他經過大海」，基本上看不出有什麼隱喻，因為他無法暗示或證明兩種不同事物存在著同一性，從而失卻替代與交換功能。但只要改動一個字，「他犁過大海」，就有那麼一丁點隱喻色彩了，這是利用兩個符號之間的相似性，以一個類比另一個（相似性比喻），即靠一個動詞中介「犁」的聯想，就讓「大海——土地」結成隱喻的淺表性聯盟；而使用轉喻時，通常是用局部代替整體並由此衍生其他物，「他聆聽貝殼的深淵、珊瑚、和風的細雨」——其實他是在聆聽大海，因為貝殼、珊瑚可以頂替局部的大海，或整個大海被大海的局部貝殼、珊瑚所取代；「深淵」身兼大海的相似、相近屬性，共同承擔隱喻與轉喻的「雙肩挑」，同時和後一個序列「風的細雨」並列制造出另一個轉喻。前者基於代替者與被代替者之間在時空上的親密關係，後者（風的細雨）則是轉喻出來的衍生物。（嚴格地說，此例是隱喻與轉喻的混合）

（來源：《現當代詩學研究》　2019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