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蘭西所討論的「現代君主」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他們構築了一個文化領導權(hegemony)從根本上打破了無產階級作為革命主體的本質主義規定。因為政黨領導權的重要意義在於整合各種可能革命的力量，構築一個隨著歷史變遷而不斷變遷的革命主體，其中不僅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以及資產階級都有可能成為革命的主體，這一點與經典馬克思理論中徹底而清晰的兩大對立階級之間的較量相差很遠，它的產生基於更為複雜而多變的革命主體與革命形式。嚴格說來，基於被規定下來的、靜止的主體而構築的政治理論不是真正的主體政治。因為被規定的主體只能構造出被規定的政治秩序，而一旦一種秩序成為一種永恒的理念，就會變成為社會發展新的桎梏。從馬基雅維利以來構築的主體政治從來都是充滿著非確定性的，因此充滿著多種可能性的政治策略。

他圍繞君主討論政治，所凸顯的正是這種非確定性，因為君主是一個生活在特定歷史時期，在特定社會關係中存在的現實的人，正因如此，它的創製活動之所以能夠產生所需要的是作為主觀條件的能力(vetù)與作為客觀條件的幸運(fortuna)之間「相遇」。這種相遇構築了一種被阿爾都塞津津樂道的「conjuncture」(局面、時局、情境)。無論是馬基雅維利還是葛蘭西，他們的主體理論都可以在阿爾都塞的conjuncture獲得進一步的說明。

情境，帶有著偶然性，但它卻主宰著結構的複雜性。情境不同於特定的要素，它是多個要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它不同於situation。

後者僅僅作為「具體情境」的意義上被理解。[6]395 conjuncture在某種意義上是諸多situation中的一種特殊形式。晚期阿爾都塞借用馬基雅維利的研究闡發了這樣一個理論的翻轉：「馬基雅維利沒有根據形勢(conjuncture)來思考滿足統一的難題：卻是形勢本身從反面、然而也是客觀地提出了意大利民族統一的難題。馬基雅維利僅僅是用它的理論立場表達了由形勢的具體情況客觀地、歷史地提出的難題：它不是由單純理智上的比較提出來的，而是由現存階級力量的抗衡和它們不平衡發展的關係——實際上，就是由它們偶然的未來提出來的。」[6]396換言之，不是主體根據特定的形勢來思考歷史的問題，而是特定形勢要求主體如此這般的看到歷史問題。阿爾都塞在這裏通過用conjuncture來替代situation，表達出了偶然性所具有的決定性意義。

如果說，在對於非確定性的討論當中，情境還被囿於一個整體框架當中，成為這個整體框架中變動性的、非確定性的要素，那麽當conjuncture被阿爾都塞強調出來的時候，社會發展的總體結構的規律性和確定性被徹底打破了，不是總體結構「決定」形勢，而是形勢「決定」整體結構。在此，所謂的「決定」不是確定意義上的決定，而是由階級的對抗與不平衡，以及由此帶來的偶然的未來所確定的。當阿爾都塞提出所謂的「surdétermination」——我們一般將其翻譯為「多元決定論」的時候，他已經不是在任何意義上的決定論上來討論問題了，更是與多元論無關，相反，他所意指的是非確定性所敞開的應然與實然之間的關係，以及由於這一關係的敞開性所帶來的政治實踐的可能性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