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們可以對情境綜合做這樣一種理解：它調和著引力與斥力，並在其中產生了一種剩餘的能量，這種能量意味著一種強度，它可以人格化，也可以完全不被人格化，但這從未弱化它固有的強度，德勒茲特別強調，這個被剩餘的「強度自身總是肯定性的，它從強度=0之處出發，而正是這一等式規定了無器官的平滑身體。強度依據它們自身複雜的關係與處於因果關係中引力與斥力之間的比例構築了其自身相對的下降與上升。簡言之，引力與斥力之間的對立產生了一系列富有強度的要素，所有這些要素都是肯定性的，它們從不表達某個體系最終的平衡，相反，它們所表達的是諸多非限定的穩定狀態，亞穩定狀態，借助於此狀態，主體得以轉換。」[1]25-26

在此主體出現了，但在此主體構築的重心卻與阿爾都塞抑或阿爾都塞筆下的馬基雅維利略有不相同。對於後兩者而言，主體政治意味著主體是被特定的政治情境所決定的，而非相反。對於德勒茲而言主體是否在情境中被生產出來並不重要，而是富有強度的力能否在某種形勢下(偏執狂的機器與奇跡化機器構築的斥力與引力的相互作用)被產生出來，它不斷處於轉變與創生當中。強度是一種肯定性的存在，它是一種充盈的欲望，主體就是一種強度，因此它可以被任何人格化的樣態所詮釋，如果說阿爾都塞的主體政治以形勢為「空」的方式也試圖彰顯一種主體未被特定人格化的狀態，那麽德勒茲的這種詮釋與阿爾都塞不同的地方卻在於形勢不是一個空位，而是一股充盈的欲望，一個以零為起點，並不斷遞增的強度。這是對精神分析以匱乏性來闡釋主體的一次有效的回應。因此在這裏，主體是否存在，以及存在著怎樣的主體都不是德勒茲的要點所在，關鍵在於情境所構築的強力迫使主體處於不斷的轉變當中。

如果說資本主義是偏執狂奇跡與奇跡化機器共同發揮作用的社會體，那麽可能顛覆這個資本主義的主體則是兩種機器作用中產生作為強度的剩餘，主體在這個剩餘中發現了自己「改變世界」的能量：使任何事物處於不斷地變化當中，它不是精神分裂者抑或遊牧民，後兩者僅僅是這種變化的象征，真正的主體是這一變化的推動者。或許，我們可以做這樣一種理論的類比，這種剩餘強度是對資本的剩餘價值的摹寫。如果說馬克思將資本的剩餘價值視為產生無產階級的客觀情境，那麽德勒茲在此避免了一種本質主義的規定，認為剩餘能量的強度本身就是改變世界的主體性，至於主體究竟是誰，不太重要，只要在某個階段，主體能夠在這個情景認出自身即可：「這是我，原來這就是我！」[1]28即可。

概而言之，從馬基雅維利以來，主體政治從來都意味著一種主體性，主體從來不具有實在性和現實性，它是形勢的構造。這是一種徹底的唯物主義的討論方式。這樣的主體政治所面對的是當代自由主義經濟時代的微觀政治的運作方式。它不否棄革命，但並不等待革命，它需要主體，但並不將主體強加給任何一類人，任何階層，因此它選擇構造特定的形勢，並在形勢中確認主體的產生，這是不同於經典馬克思主義思想中革命與革命主體的相關界定的，但卻更適應於今天的革命形式。從這一意義上說，從馬基雅維利到德勒茲，本身沒有本質的區別，他們之間的差異僅僅在於馬基雅維利與阿爾都塞帶有著些許消極性，被構造的形勢，虛位以待。而德勒茲則在68革命中看到了充盈的欲望所包含的巨大的肯定性的能量，從而相信形勢自身就是一股巨大的能量，它構成了一種主體性，推動世界的改變，人格化的主體只需在巨大的歷史潮流中看到自己，它的實在性意義變得越來越不重要了。

革命主體的虛化是後-革命時代不得不面臨的一個無法逃避的歷史形勢。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堅持著革命的原則，並以各種方式談論著革命主體(抑或主體性)的產生，但革命註定失去了顛覆性的樣態，所謂的微觀革命，不僅意味著革命的規模、範圍以及其影響力的弱化，更意味著其革命性自身的消融。德勒茲批判資本主義的在皇皇巨著中討論主體的篇幅僅有不到10頁。並在期間混雜著許多不甚清晰的理論枝節讓人摸不清他所謂的主體究竟為何，這本身已經彰顯了後-革命時代主體政治，主體性哲學的強弩之末。今天我們需要主體性原則與觀念嗎？或許並沒有想當然的答案。為了回答這一問題，或許需要繼續追問另外一個問題：我們為什麽需要主體性原則？如果當代的自由主義經濟與後現代哲學重新構築了一個變動著的世界，那麽這種主體性原則在順應這一時代精神的意義上說沒有價值。然而，如果說在引領這個時代重新走向新的「大一統」的過程中主體性原則是無法回避的理論訴求，那麽問題還在於，今天我們是否還需要這個「大一統」的存在樣態呢？顯然，主體性原則與觀念所涉問題的複雜性還有待於進一步的探討。

原文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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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陳越.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