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剩餘主體

最後，當我們以主體政治為理論背景，從馬基雅維利那裏遊歷到阿爾都塞，我們藉此來反觀德勒茲的主體理論，其獨特性便獲得了一個新的闡釋平臺。在這一平臺上，我們看到的是後-阿爾都塞主體政治的新動態。

在《反-俄狄浦斯》與《千高原》中，德勒茲不斷提到精神分裂者與遊牧民族，他們所隱喻的思想指向帶有拓撲學的色彩，換言之，即具有異質同構性。兩類帶有人格特性的概念是否是德勒茲頭腦中反抗資本主義之主體政治中的主體？這個問題或許並沒有如同這兩個概念所表現的那樣顯而易見。

首先，德勒茲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較之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來說更符合馬克思的思想傾向，這表現在他堅持著一種內在性的原則，資本主義以生產為軸心的發展歷程擁有著自身可以自我揚棄的界限，從資本主義誕生直到其自身界限的到來都依賴於生產邏輯的展開，消費、交換、分配都是一種生產，它們構成了一個過程，詮釋了生產，同時也讓生產本身避免了被觀念化、概念化的傾向，當生產成為一個過程的時候，生產自身富有一種生成性。這一觀念，是德勒茲對於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關於「生產一般」思想的重述。資本主義於是成為了生產邏輯蔓延的社會體，在其中，一切都在生產中生成，甚至包括它自身的界限在這一生產邏輯中也被生產出來。而精神分裂者就是這一生產邏輯的人格化，「精神分裂者是普遍的生產者」[1]13。德勒茲用精神分裂者的生存樣態隱喻出資本主義社會中蔓延著的生產邏輯。

同樣，遊牧民的觀念也需要從這一層面上來加以理解。遊牧民是精神分裂者的另一個別名，二者具有完全相似的特性。遊牧民在空間-地理學的意義上表達了精神分裂者所意指的普遍生產的邏輯。首先，遊牧民是始終處於流動中的族群，它不同於移民，移民是從一點移動到另一點，而遊牧民則總是處於流動過程當中，因此移民的空間及其路線仍然是確定的，但遊牧民卻是開放的。[7]547其次，遊牧民通過流動實現的解域化同時附有一種創生性。即「遊牧民棲居在、停留於這些地方，他們自身令這些地方得以增長」。[7]549換言之，遊牧民創造了空間，正如精神分裂者創造了資本主義界限以及對這種界限的超越一樣。他們都在解域既有的界限，遊牧民是較之精神分裂者更為直接的思想意象。它所實現的疆域的拓展就是精神分裂者所試圖突破的資本界限的直接表現。

但在此，我們是否可以將精神分裂者與遊牧民視為德勒茲的政治哲學中的主體？回答是否定的。兩者並不是德勒茲頭腦中革命的主體，而只是其獨特的生成性思想的兩個異質同形的思想意象。他們不是生成性過程的破壞者，而是它的完美詮釋。如果將資本主義視為蔓延著生產邏輯的生產性過程本身，那麽精神分裂者與遊牧民，兩者與資本主義不是對抗性的關係，而是一種共謀。精神分裂者與遊牧民在某種意義上是資本主義生成邏輯的「表象」。如果得出此一結論，則意味著近乎要否定德勒茲的政治哲學是一種主體政治。因為本主義是一個近乎「機器」般自我演進的生成過程，它可以自我崩潰，無需主體的作用。主體，並不僅是人格化的存在，它自身意味著否定性，意味著行動，一種改變世界的能力。如果德勒茲的「資本主義批判」僅僅是一個「精神分裂分析」，這將是一個無主體的演進過程。

但不可否認，從德勒茲的《反-俄狄浦斯》開始，他的激進立場是鮮明的，而他所面臨的這個理論的困境其實對於經典馬克思主義來說並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西方馬克思主義學界一直以來都存在著所謂晚期馬克思與早期馬克思之間的斷裂，其中一個重要的斷裂表現在：晚期馬克思註重類自然規律的社會發展規律的探尋，而早期馬克思則更關註無產階級的主體性構建。兩者之間，即社會發展規律與革命主體的構築成為了回答反叛資本主義的兩條不同路徑，資本主義的毀滅究竟是源於其自身理論的自我崩潰，還是革命主體的建構？兩種不同的說法似乎在馬克思思想當中都能找到自己的論據。德勒茲是否已經是新時期自我崩潰說的代言人？如果放棄在生產邏輯中來探尋真正的主體，這個結論是成立的，不過另一方面在《反-俄狄浦斯》的導言《欲望機器》中能夠閱讀到關於主體的相關論證，也是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