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介紹的幾位青年攝影家，他們並不是共同隸屬於某個團體、或者某個攝影學會，他們對藝術的看法或許並不一致，作品的水準也各有不同，只是基於對攝影的愛好，聯合舉行攝影展。他們並沒有固定的成員，張景熊、吳漢霖、莫國泉、趙德克、黃仁達、楊紹宜、鄭凱等七人最先在去年一月間在大會堂舉行七人攝影展。其後七人中有幾個人離開了香港，到了今年三月，張景熊、吳漢霖、莫國泉，再加上陳樂儀、陳廷青、何世驊、溫仲賢等，再在大會堂舉行一個七人攝影展。第一個七人攝影展展出的作品，已經富有實驗性，到了第二個七人實驗展，展出的作品更比去年成熟，有好幾位都流露出自己的風格來。這些青年攝影者的作品富有新意，他們眼中的香港，不是俗套的孤帆落日，他們嘗試用新技巧去表現自己熟悉的現實。他們的作品，正如香港其他年青作者、戲劇工作者、實驗電影作者的作品一樣，具有清新的氣息和獨特的面貌，看來必將會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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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到報導文學的種種，蕭乾說他對外國和港、台的看得不多。 

「報導文學現在有一個爭論性的問題，就是報導文學容許不容許虛構？如果是報導文學，應該嚴格來說是真的事情，用真名真姓。你可以在細節方面下工夫，一旦虛構，就是fiction，不是報告文學。」 

可是有時在剪接或細節突出上不是需要虛構嗎？比如他寫戰時倫敦，把十日的生活寫成「倫敦三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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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來出版的《創作四試》中，蕭乾把自己的小說主要分為感傷、象徵、戰鬥、自省、刻劃幾類。《栗子》大概可算是戰鬥類的了。問他寫小說改動多不多，他說： 

「有的寫得很快，在腦子裏就要寫出來。有時也要改的。我是這樣，我若兩三點睡不著，我就不睡了，也不起來，就躺在床上想東西。許多白天注意不到的事情都出來了。」 

蕭乾當年在《夢之谷》後本要寫一個自傳體的長篇，暫名《年輪》，是他希望以「摧殘弱小心靈」為題材的小說，後來「八一三」就沒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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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的時候，讀到香港翻印的《珍珠米》和《廢郵存底》，喜歡裏面的散文，又同意其中對文學一些平實的意見。後來零零星星讀到更多蕭乾的作品，更多對蕭乾的介紹。記得《中國學生周報》一位作者在「讀書研究」版的介紹裏告訴我們說：蕭乾在五七年反右運動後逝世了。蕭乾好像變了一個遙遠的名字。讀他的小說集，覺得有他的特色，但一直最喜歡還是他的報導文章，最後讀完《人生採訪》，對其中簡潔精煉的文筆，打抱不平的態度，十分佩服。心裏對自己說：「有一天我也要寫這樣的報導。」 …

近年來，香港、大陸和台灣三方面，都不約而同地在報導文學方面有所發展。…

一面花花綠綠的牆壁，保嬰丹保濟丸濾嘴長煙電子廠招請工人電影籌款青年刊物民歌晚會。可想過，那些海報是怎樣貼上去的嗎？

我貼過海報，許多次了。多是為朋友們辦的刊物作宣傳。還記得第一次貼海報。是兩年前吧，大夥兒在我家裏，煮好了漿糊，到附近吃過宵夜，便出發了。老經驗的人告訴我們，貼海報不要太早，提防給下一班新貼的蓋過。所以我們出發的時候已是午夜左右，一行十多二十人，浩浩蕩蕩的，有人提一桶漿糊，有人拿刷子，有人挾一疊海報，走在無人的街頭，真是比小學生第一次遠足還興奮。…

向海的地方是一個小小的公園，有木馬和滑梯，孩子們都在那裏玩。海邊的鐵欄旁，一個老人蹲在那裏，拉起綁在鐵欄的繩子，從海裏拉上來一個玻璃瓶子。

我們走過去看。

玻璃瓶裏混混濁濁，瓶中的海水裏有棕色和白色的麵包團。他拔開木塞，把水倒進小桶；水裏還有一尾魚，黑色的，像尾指那麼小。

「這麼小的魚！」我們都不禁笑起來了。

但老人沒有理會。他沉默地繼續工作，從一個桶裏取出一些新的麵包屑，添進瓶裏。然後塞回木塞，再把瓶扔回海裏去。…

「我不知從那裏找到周夢蝶的地址，就冒昧寫信給他，託他買一些詩集和詩刊。沒多久，竟然真的收到他的回信……」朋友說。

「我是看《周報》和《好望角》，後來就在圖書館裏找到《六十年代詩選》。」我說。

「那本書編得很好，那時還有《創世紀》、《南北笛》、《石室之死亡》……」

「那時有些詩看不懂，也喜歡看。」

「從台灣訂回來一大批詩集。宿舍裏的同學看到了都很羨慕，也有人問我借來看。於是便把《還魂草》包得整整齊齊的，還說明不准弄髒……」朋友說起過去的事，忍不住笑起來了。…

課室裏貼滿幼兒的填色習作，牆邊架上還擺著玩具，幾十個大人坐在小孩坐的小凳上，樣子顯得滑稽，不斷要舒伸雙腳，又伸手去扶著靠背的邊緣，彷彿害怕會從狹小的座位上摜下來。還有人沒位坐，在後面靠牆站。坐著的人也坐不安穩，因為曉得隨時要站起來。他們頻頻回首，看著大門。

開門了，走進來一位幼稚園教師。她說：「請大家到外面排隊。」一下子，大家文雅地爭先恐後，棄了原來的座位，一同湧過窄門。在外面隊伍的前頭，站著剛才遲來挨牆站的一群。形勢改變了，於是有人說：「我今早六點鐘就來排隊了。」又有人去跟教師打招呼，問她記不記得她。沒多久，插入一兩個人，隊伍也就平靜下來，逐漸像一尾生長的蛇，伸延向後面的石級，排到山下去。家庭主婦、父親和兄姊，默默地排在隊伍裏，望著前面一扇門。…

那時我們在一份日報附屬的月刊工作，報館的製作部在樓下，我們到樓下拼版。那兒幾個十來歲的孩子，是專門負責拼版的。我們把版樣、字稿的菲林和照片交給他們，由他們拼好。

其中幾個年紀比較大的，是熟手，他們負責拼版，其他的就圍在旁邊看。看了幾期以後，新鮮感消失，也就沒有甚麼好奇了。只有一個最年輕的，還站在旁邊，負責鎅一些「瓦士通」、貼一些紅膠紙，或是遞這遞那。他叫做阿文，長得白皙瘦小，所以其他孩子把他喚作「大姐仔」，他也像女孩子般，不大說話，只是站在一旁，專心看著。…

當孩子都上樓進了試場，就只剩下一些母親站在操場上了。

就像這一位，穿著樸素的衣裳，沉默地站在一旁，她是送孩子來試場的，現在他已經上去，但不知怎的，她還是像放心不下，好像漏了甚麼沒有做完。看別的母親們還沒有散去，她便也依舊站在這兒。

旁邊兩個婦人正在談話，她用心聽聽她們說甚麼：

「今年有九萬九千人考，比去年多了一千。」

「不過現在沒有那麼難了。以前我阿立考會考的時候，真擔心。改為升中試後，近年的題目都淺多了。」…

櫃圍裏面的小姐檢視那張淺黃色支票，過了一會她說不可以存進我的戶口裏，她指指遠遠另一端的外匯部，叫我到那邊問問。

「可以的，我在另一個分行試過。」我說。

她又低頭檢視。隔著玻璃，可以看見她的眉心縐起來。

她回過身走到後面一張長桌旁邊。那兒坐著一個白襯衣打領結的人。她說了幾句話，他搖搖頭，抬起頭望向我這個方向。隔著櫃圍的防彈玻璃，可以看見那是一張年輕的臉孔，他的眉心又縐在一起。…

朋友要走了，我們相約在茶樓喝早茶。坐了一會，朋友說：「待我打電話找阿叔一起來談談。我要走了，才發覺原來他是這麼健談的。」

阿叔就住在上面，過了一會，朋友頻頻看著門口，最後更走出去看他來了沒有：「他的眼睛有點問題的。」

朋友從門口扶阿叔過來，阿叔年紀老了，精神卻很好。坐下沒多久，就問我們說：

「你們喝酒嗎？」

「這麼早就喝酒！」…

市場的地面潮濕骯髒，前面一個婦人的褲管濺了點點黑斑，她的黑色鞋跟每次向上提起，汲著的濕泥就濺上來。紅色和藍色的鞋子在地上踏過，彷彿也帶著陳舊破爛的顏色。

我走到行人道上。一堆甚麼擋住我的去路，淺棕色的新刨的木，在我的鼻子前面微微晃動。然後這連串的東西降下去，降到地面的角度。賣木屐的老人蹲下來，除下一對木屐，給豬肉舖裏的人試穿。

豬肉舖的伙計雙手插在白袍裏，低頭看自己的腳，沒有說話。新的木屐有三寸高，好像叫他忽然長高了。舊的木屐扔在一旁，大概已經穿了很久，蝕矮了，帶著污黑的斑漬。他沒有再試另一對，就問：「多少錢？」

「八塊。」老人說，指著旁邊的兩對，又說：「這對六塊，這對七塊。」…

「糟糕，忘記了帶錶！」一個小孩子說著，推開那扇木門，向廚房那兒走過去。他進去以前，好像抬頭向天空的方向望了一眼。門在他背後閉上，帶來咿呀的一聲。他的說話和動作不知有甚麼關連，據我所知，走向天空或廚房的方向，都與鐘錶無關。

我們手上沒有戴錶，那便窺望別人的手錶，張望牆上，或是伸長脖子，向一個曖昧的窗口。朋友正在告訴我那地方三文魚每年辛苦地躍向上游的故事。孩子關上的門，還在背後咿咿呀呀的作響。一個中年人用背推著門出來。他手裏抱著一個大桶，倒退著走出來，門又彈回去。小孩子走進這時間之門，出來時變了個辛苦地抱持著個大桶的中年人。

咿咿呀呀，是發條的舒氣，時間的聲音。在門的背後，不知有甚麼。嘶嘶的鑊裏炒菜的聲音，洗碟的聲音，刀叉相碰的聲音，在格格的聲音中過完了一年又一年。…

「那當然，你們中國人有最古老的文化呀。」說到歐洲比美國有文化的時候，那個德國女子說。她在巴黎住了十年，她說自己一生最好的時光都在那兒渡過。她愛那兒，她剛來了一星期，但她說也喜歡香港。

「為甚麼？」

「因為這兒這麼多人，好像充滿活力的樣子。」

「那你去了甚麼地方呢？」

大嶼山？噢，沒有。長洲，本來要去的。香港仔？還沒有機會去，赤柱？我真渴望去，但你曉得哩………

目前，她正在寫一本關於新奧爾良街頭食物歷史的書，主要研究奴隸中的女性和來自歐洲的新移民在新奧爾良當地食品經濟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她希望探究那些居住在新奧爾良的人，尤其是在政治和經濟上被剝奪權利的人，如何塑造當地的食品經濟。 

對於這一課題研究的思考，萌發於她大學期間在新奧爾良“南部食品和飲料博物館”實習的經歷。她在編纂與美國南方飲食文化相關的文獻材料時，接觸到一本1901年左右出版的克里奧爾食譜。她好奇地一路追尋，開始深入研究這段歷史，挖掘被主流歷史敘事所忽略的民間食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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