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7年9月，參加費城制憲會議的本傑明·富蘭克林在離開最後一次會議時，碰到一位婦女。她問：“富蘭克林博士，你們給了我們一個什麽樣的政府? 共和制還是君主制？”富蘭克林答道，“夫人，是共和制，如果你們能夠守住它的話。”制憲會議只是“制定”了一個共和，而不是“建立”了一個共和國的實體，只有守住共和，共和國這個實體才算建立起來。

如何守住共和？守住什麽樣的共和？又由誰來守住共和？這是每一個被稱為共和國的國家民眾必須回答的問題。他們需要知道，自己要守住的是一個什麽樣的共和？他們在接受一個為自己制定的共和政體的時候，是否已經有知識，已經在民主政治上足夠地精明和能幹，來守衛這個制度？如果要獲得這種能力、知識和智慧，又該從哪里去接受這樣的教育？…

這樣的公民受到過兩個方面的教育：第一是知道自己的權利，第二是對暴政保持高度警覺。人民之所以需要一個政府，一個政府之所以具有合法性，乃是因為政府能夠保障個人的自然權利。受過教育的公民具備關於政府形式的知識，了解那些既能夠制衡政府權力，又能使政府運行的政治制度。他們清楚地知道，即便是“最佳”的政府形式，對於民眾的自由權利也不是充分安全的。因此，全體民眾要隨時對政府保持一種明達的、不松懈的警覺，否則不可能把政府權力關進籠子里去。

與美國公民的“受過教育”相比，智利和肯尼亞公民的“精明”更具有自我教育和自我啟蒙的含義。美國有比較健全的政治、社會制度、公民社會文化，學校公民教育也為美國人成長為民主公民提供了方便的教育環境。與美國相比，智利和肯尼亞的外部教育條件就要遜色得多。在這些國家里，公民更有必要通過自己的努力變得聰明起來。…

與智利和肯尼亞這樣的國家相比，美國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公共生活要健全得多，具有民主知識和素養的公民有一個歷史更悠久，更為人們熟悉的名號：“受過教育的公民”。2009年11月奧巴馬來訪中國時，在給《南方周末》及其讀者的題辭中寫道，“我希望繼續維護我們兩國間的關係，並祝賀你們在分析及傳遞關鍵政治信息上的貢獻。受過教育的公民是建立一個有為政府的重要前提，而出版自由對這一有智識的公民社會大有助益”，其中“政治信息”（知情）和“受過教育”（因有知識而聰明和精明）是聯系在一起的。

民主理論中的“知情的公民”（informed citizen）概念在美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從建國時期即已如此。1780年的馬薩諸塞州憲法中就這麽寫道，“與德性一樣，普遍存在於人民中間的智慧和知識對於維護人民的權利與自由是必不可少的”。…

智利“精明公民基金會”的宗旨是縮小公民與政府之間的信息差別、打破政府的信息壟斷和控制、提高政府權力的公開性和透明度、鼓勵公民們進行知情的獨立思考並積極參與、幫助公民們增強集體行動的能力、保護公眾利益不受少數權貴階層的侵犯。公民們因知情而變得精明、能幹、積極參與，這符合智利社會發展的需要，也符合享有普遍共識的世界民主潮流和人權價值標準。“精明公民基金會”的宗旨和許多活動很快獲得了智利國內和國際間的認可和讚賞。

在非洲東部國家肯尼亞也有一個叫“精明的公民”（Smart Citizen）的公民組織。肯尼亞是非洲一個政治比較穩定，民主制度比較有共識的國家。1963年獨立後，肯尼亞民族聯盟長期一黨執政，1991年12月肯尼亞改行多黨制後，又連獲1992年和1997年兩次多黨選舉勝利。2002年12月，由14個反對黨組成的全國彩虹同盟在第三次多黨選舉中擊敗民族聯盟上台。…

  “精明的公民”（smart citizens）是那些堅持自我治理和能力自我優化，並努力具備與之一致的知識與素質的公民。做精明的公民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積極、有效地進行民主參與，真正成為“人民政治”的主人。民主不僅是一種政治制度，而且也是一種公共生活方式。一種生活方式的誕生和存在總是伴隨著一種新類型的人的出現。相反，一種生活方式的衰亡也總是伴隨著某種類型的人的消逝。精明的公民往往是在政治民主的開端時期和公民文化的成長環境中有待充分形成的一種新型公民。

精明的公民通過自我教育獲得有關政治民主的必要知識，擺脫政治愚昧，而變得善於運用自己的頭腦。他們不那麽容易被權力操縱、愚弄，不會像群眾社會中的群氓那樣，輕易就相信蠱惑家們的動聽言辭和信仰表白。他們能夠自由而理性地思考，對事物有自己獨立的看法和判斷。具備了這樣的素質與稟性，公民才稱得上是精明的或聰明的公民。…

邁耶記錄的小人物常識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常識是否可以在“皮奧里亞”之城里真的提升人們總的智力水平。常識也許是有破除假象、堅持真實和真相的作用，但是。常識也是很容易被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的。所謂常識，應該是指那些能夠不證自明，可以不言而喻，直至眾所周知，最終心領神會的日常觀念。觀念是一個學習與接受的過程，觀念無法自動進入人的頭腦和想法中去，需要通過經驗或教育來逐漸形成。如果某些觀念不能從日常生活的直接經驗中習得，那就不妨從他人那里借用過來，其中的知識越普及，觀念就越可能以“正確看法”的形式變成常識。在階級鬥爭知識極為普及的“文革”期間，常識讓普通人滿眼看到的都是“階級敵人”、“黑七類”和“顛覆破壞”。…

普通人憑借常識本能，害怕自己與別人在想法或行為上有什麽不同，害怕言行會給自己帶來麻煩。這種害怕來自“不確定性”，“不確定性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隨著時間推移，它不是有所減少，而是增加了。在外面、在街上、在普通的社區里，‘每個人’都很開心。一個人聽不到抗議聲，顯然也看不到任何抗議。”人們在私下聊天會說，“還不算太壞”，“你都看到了”，或者“你是杞人憂天啊。”盛世景象使人們選擇將害怕隱藏在心里。…

極權災難的後記憶主要是由那些沒有親身經歷過這一災難的人們所擁有的。後記憶的重要特性之一便是必須借助社會、文化性質的，而非個人親身經歷的“集體記憶”，記憶研究稱其為“語義記憶”（semantic memory）。災難親身經歷者的災難敘述要傳承給後代，並在後代中形成後記憶，必須在社會中存在一種能保留災難記憶，並為此記憶提供意義指向的語義環境。惟有這樣的語義環境才能為曾經發生在個人身上的具體事件提供了一個可理解的語境。語義記憶需要借助敘述的形式，如文學作品、回憶錄、口述史、日記、歷史記敘。語義記憶還需要有公共的“記憶場所”（memory sites），如博物館、文物、紀念日或人物、公共論壇和刊物。在災難語義記憶環境不良或嚴重缺失的社會中（如中國，那里的“反右記憶”、“大饑荒記憶”、“文革記憶”都缺乏記憶環境），災難就可能被淡化或甚至美化，災難的後記憶就可能變成一種懷舊，就連一些還活著的，部分親身經歷過災難的人們都不例外。…

非常重要的是，這種集體記憶並不是以對抗性記憶的形式出現的，參加者中有普通市民，學者，政界人士，也有政府官員。俄羅斯總統人權事務全權代表魯金在當天的活動中第一個登台宣讀了10名被處決人士的名單。俄羅斯總統下屬的發展公民社會與人權委員會領導人費多托夫也參加了紀念活動，他說：“毫無疑問，舉辦類似的活動十分必要。這能消除社會中的極權專制思維和行為模式。……俄羅斯在20年前就已經擺脫了極權專制，但人們的思維至今尚未告別專制社會。轉換思維方式是長期和艱苦的過程。”

然而，也就是在俄羅斯人記憶斯大林統治的殘酷與暴行的時候，斯大林的“光輝形象”卻出現在俄羅斯學生可能使用的筆記本封面上。筆記本的封面上寫有斯大林大元帥的字樣，斯大林身穿軍服，胸前掛滿勳章，顯得神采奕奕。“阿利特”出版社領導人表示，他本人對斯大林沒有好感，但斯大林是歷史的一部分，不應因為斯大林的錯誤把他從歷史中一筆勾掉。…

美國歷史學家布拉特（David W. Blight）說，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世界範圍內正在經歷人類歷史的第二次“記憶潮”（memory boom）。第一次記憶潮發生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是一種普遍的“世紀末”（Fin de siècle）心態。與上一次記憶潮相比，這一次記憶潮的特點是，許多記憶都與20世紀發生的歷史災難、創傷和“社會罪惡”有關，因此也都涉及是否應該和如何補償受害者的問題。然而，與此同時，商業利益正在與民族主義結成不神聖同盟，積極地對災難、創傷記憶進行“無害處理”，並將這種記憶轉化為一種光明神話。災難記憶與光明神話的並存和衝突因此成為第二次記憶潮的一個主要特點。…

參議院的聽證從一開始就定下了一個基調：這不是政府對大眾文化的干預。參議員約翰·丹福思（John Danforth）表示：“聽證的目的不是為（唱片業）立法，……而只是為討論（“色情搖滾”）這件事提供一個論壇，為的是讓這件事為公眾知曉，進入公共領域，……引起全體美國人民的關注。”在聽證會上，有四位參議員發了言，PMRC和唱片業的多位代表各自表明了立場，最後還請一些專家教授和心理學家就音樂對人的行為影響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美國現有對電影和繞舌、搖滾等音樂的督導制度是在兩個不同的“正義原則”的對立和妥協中形成的，一個保護兒童，另一個是言論自由。電影督導制度（等級區分）形成於1960年代後期，主要是針對畫面中的身體暴露和性行為，而繞舌和搖滾等音樂的督導制度則是形成於1985年以後，在後者的形成過程中可以看到美國的精英人士如何在民主憲政、法治和公民社會的運作中對大眾文化產生影響，以及產生什麽性質的影響。

1985年對於美國形成現有的饒舌和搖滾音樂督導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這一年，在一些精英人士的發起和參與下，成立了一個叫“家長音樂資源中心”（The Parents Music Resources Center，以下簡稱PMRC）的民間組織，其目的是為家長們對自己子女所聽的音樂提供必要的公共信息。PMRC的發起人和組織者是蒂珀·戈爾(Tipper…

愛因斯坦說，“信息不是知識”，但他並不崇拜知識，他說，“關於‘是什麽’的知識無法打開‘應該是什麽’的大門。”按照愛因斯坦的標準，今天學校里傳授的大多是“不是知識的知識”（僅僅是“信息”）或者與“智識”相去甚遠的知識，例如，《獨立宣言》里“美洲”和“自由”出現過多少次？你能完整地背誦幾首詩、記住多少重要的年代、知道多少名著里的人物、知道多少問題的標準答案、會演算怎樣的數學題、記住了多少英語單詞或語法規則等等。

英國哲學家麥克斯韋 （Nicholas Maxwell）寫過好幾本討論大學知識的書，他提出，大學需要以提升“智慧”來代替單純的“知識”積累。智慧又可以叫做“智識”，是一種特別需要有意義和價值來導向的求知過程，他的目的是認識處於物質宇宙中的“人類世界”，幫助學生探究並認識人類世界的豐富性、生存意義和人生價值。…

美國學校教育討論得比較多的一個問題是，學生在互聯網時代需要學習怎樣的知識，這個問題也引起了大眾媒體的關注。11月10日，《奧克蘭論壇報》頭版刊登了記者安琪拉·希爾(Angela Hill)的《一個什麽都知道的世界》（A Know-it-all World），文章討論美國學生“用技術代替大腦”的問題，認為“即刻上網改變了知識的性質，甚至關於真實的觀念。”文章語帶調侃地例舉了人類知識的5個“重要時刻”：人類開始的時候，《聖經》創世紀記載，亞當和夏娃偷吃了“善惡之樹的果子”；公元前4世紀，柏拉圖區別了可確定的“知識”與會出錯的“看法”，哲學於是成為知識的王冠；文藝復興時期出現了以經驗歸納為基本方法的科學，有了“知識就是力量”的信念；20世紀進入了電視時代，CBS主播克倫凱（Walter Cronkite）被稱為“美國最值得信賴的人”，他的名字也成為“真實”的代名詞；21世紀，便捷的互聯網在世界範圍內成為億萬人信任的“人類知識總和”。然而，今天的信息便捷是否就意味著學生更有知識呢？…

即使在民主政治制度真的已經建立起來的地方，好的政治仍然不可能只靠少數好人來實現和維持，它離不開具有民主政治素質和經驗的廣大公民。民主政治的核心不是好人政治，而是公民政治。美國已故伊利諾州參議員埃弗雷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 1951-1969任參議員）說：“政治不是某種你可以拿來交給‘別人’的東西。既然政治是通過政府指揮人間事務的藝術，它就應該是這個共和國內最好的職業和所有人的副業。”



他認為，只有在民主制度中，才有可能這樣看待政治，“現在許多人似乎把政治與壞事、腐敗行為、貪汙受賄、道德敗壞等同起來。我發現古往今來，大多數這些抹黑政治的話都是在人民不能選舉官職人員的地方發出的。”…

然而，與其他一切記憶一樣，災難記憶本身也是有局限的，萊維對此有著非同一般的清醒認識。他說，“在了解集中營的事實時，最有力的材料便是幸存者們的回憶。但在這些回憶所激起的同情和憤慨之外，我們更應該用一種批判的眼光去審視它們。集中營並不總是一個良好的觀察對象：在非人的條件下，囚犯們的觀察是有限的，他們只能對生活環境構建一個籠統的印象。……囚犯感到被一種巨大的暴力和威脅所淹沒，而自身卻無法對其做出表達或刻畫，因為迫於每時每刻的威脅，他的眼睛總是固定在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上。”…

“自由了，但沒有解脫”：記憶思想者普里莫·萊維

普里莫·萊維常常被人稱為二十世紀的但丁，像中世紀的但丁描繪地獄一樣，他以極為清晰、透徹的見證，為讀者描述了納粹極權罪惡的人間地獄景象。但是，無論他如何細致地描述這個地獄某個角落中的人物、事件和規則，都可能被沒有地獄經驗的人們置若罔聞。對於人道災難的見證者來說，這是一件甚至比災難本身更可怕的事情。

萊維在他的早期作品《如果這是一個人》…

政治的不乾凈和不誠實，連政治家們自己也常不諱言，戴高樂說，“為了要當主子，政治人物總是先裝成僕人。”赫魯曉夫說，“政治人物到處都一樣。就算在沒有河的地方，他們也發誓說要造橋。”在普通人眼里，如薩特在《骯髒的手》中所描繪的，政治更是一種天生不潔和非善的行當。政治是一樁無需本錢，便有利可圖的生意，一個人再平庸無能、人品猥瑣，只要政治正確，照樣能出人頭地。



因此有人把政治當作官場，雖然官場中風雲莫測、深險難料，但畢竟有機會從中得到相當的好處：權勢、地位、尊貴。政治可以幫助他們敲開幸福的大門，讓他們能夠榮華富貴、呼風喚雨，極大地滿足對權力的欲望。他們把政治當作通往個人名利的捷徑和通道，即便不是附膻逐腥之地，也絕對與道德高尚、思想傑出、能力出眾沒有關聯。…

六個多世紀以來，那些統治手段高明、毒辣的專制君王，包括那些不以君王的名義施行獨裁專制的領袖偉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統治法術，那就是，口頭上把抽象的“人民”捧上天去，而實質上則是把自己的人民當傻子。

《君主論》是一部君王教育之書，但書中的許多建議其實都是許多暴君早已無師自通了的心得體會。例如，只要不妨礙到他們的權力利益，暴君們也會講道德仁義，也會許下諾言，信誓旦旦保證遵守。不用馬基雅維里教他們，他們也知道，建立豐功偉績的君主們並不需要重視遵守諾言，重要的是要懂得運用陰謀詭計，並且最終征服了那些盲目守信的人。在遵守信義於己不利的時候，君主決不會遵守信義，但仍會裝出遵守信義的樣子。…

人民期待偉大、英明的領袖，把出現這樣的領袖視為江山社稷最安全的保障和人民最大的福祉。在過去的五六百年間，偉大領袖從“開明君主”逐漸變化成為先進政黨的掌門人。偉大領袖是在古典共和的理想衰落和破滅後崛起的新型政治權威。

十六世紀的人類已經進入了一個君主政體的時代，列奧·施特勞斯說，“那個時代，無論是在佛羅倫薩，在意大利，還是在地球上的任何其他地方，都不是共和國的時代；君主政體正在上升，方興未艾；共和國毋寧說是時過境遷了。” 這個時候，歐洲的政治狀況動蕩不安，那些有權勢的王室，如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法國的瓦羅亞王室、德國和尼日蘭低地的哈布斯堡王室，不僅鞏固了君主制度，而且使它變得前所未有的強大和驕橫。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序言之後的前五章，討論全都是“暴君專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