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7年9月，參加費城制憲會議的本傑明·富蘭克林在離開最後一次會議時，碰到一位婦女。她問：“富蘭克林博士，你們給了我們一個什麽樣的政府? 共和制還是君主制？”富蘭克林答道，“夫人，是共和制，如果你們能夠守住它的話。”制憲會議只是“制定”了一個共和，而不是“建立”了一個共和國的實體，只有守住共和，共和國這個實體才算建立起來。

如何守住共和？守住什麽樣的共和？又由誰來守住共和？這是每一個被稱為共和國的國家民眾必須回答的問題。他們需要知道，自己要守住的是一個什麽樣的共和？他們在接受一個為自己制定的共和政體的時候，是否已經有知識，已經在民主政治上足夠地精明和能幹，來守衛這個制度？如果要獲得這種能力、知識和智慧，又該從哪里去接受這樣的教育？

在美國建國初期，這樣的公民教育首先是在民主的生活里，而不是在學校或通過政治意識形態宣傳來實現的。這和今天的美國人是很不一樣的。對於今天的美國人來說，是否能夠守住共和，守住怎樣的共和，已經似乎不再是迫切的問題。正如教育學家古德拉德（J. I. Goodlad）說的，今天大部分的美國人是“在自己並不知曉的情況下，降生到美國民主國和制度中來的”。美國的共和與民主早已融為一體，它的核心價值形成了一種對廣大公民都有民主教育作用的“道德生態”。

但是，200多年前，在美國制定憲法的時候，這樣一種民主“道德生態”還沒有形成，當時的民主公民教育必須是少數公民先精明起來，並在社會中發揮精明公民的影響力，以幫助大多數的公民也變得精明起來。18世紀末出現的許多公民組織，如“賓夕法尼亞民主協會”（Democratic Society of Pennsylvania），民主協會（Democratic Societies）和“德裔共和者”協會（German Republican Society）（這些協會簡稱“民主-共和協會”）就在當時公民自我教育中扮演了一個非常活躍角色，成為美國早期民主思想發展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