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公民受到過兩個方面的教育：第一是知道自己的權利，第二是對暴政保持高度警覺。人民之所以需要一個政府，一個政府之所以具有合法性，乃是因為政府能夠保障個人的自然權利。受過教育的公民具備關於政府形式的知識，了解那些既能夠制衡政府權力，又能使政府運行的政治制度。他們清楚地知道，即便是“最佳”的政府形式，對於民眾的自由權利也不是充分安全的。因此，全體民眾要隨時對政府保持一種明達的、不松懈的警覺，否則不可能把政府權力關進籠子里去。

與美國公民的“受過教育”相比，智利和肯尼亞公民的“精明”更具有自我教育和自我啟蒙的含義。美國有比較健全的政治、社會制度、公民社會文化，學校公民教育也為美國人成長為民主公民提供了方便的教育環境。與美國相比，智利和肯尼亞的外部教育條件就要遜色得多。在這些國家里，公民更有必要通過自己的努力變得聰明起來。

在智利和肯尼亞先精明起來的公民，他們對其他類似國家的人民也具有成功先例的價值和啟發作用。他們的公民實踐證明，即使在缺乏民主公民教育的環境下，仍然有學做精明的公民的可能。想要學做精明的公民，這個意願本身就可以成為變聰明的力量和條件，也成為對強迫性愚化和奴化的一種抵抗。

在“文革”中度過青年時代思想形成期的人們，有不少都在不同程度上有過類似“變聰明”的經驗。當時整個國家陷入“革命”的瘋狂之中，從四面八方匯集而至的是致人徹底愚昧和盲目服從的脅迫力量。它看上去足以將整個一代人變成同一類型的群氓，有的人也確實因此落下終身的思想殘疾。但是，他們當中還是有許多個體通過自我教育而變得聰明起來，不僅偷偷學習了文化知識，而且還思考了一些政治和社會的問題。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是這些個體在抵抗著，他們並不知道彼此的存在，每個人就像是一粒沙子，但卻是一粒因為保持了自由意識而不可粉碎的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