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是公民變聰明的必由之路，托克維爾在美國所看到的，也正是梁啟超希望在中國看到能夠實現的。他在《國民淺訓》中說，立憲國的特點，在中央為國會，在地方則為自治。自治辦好了，把它放大起來，便是絕好的國會。國民學會了自治，自然也就學會了管理國家。地方自治的好處是普通人便能勝任，而且與國民切身利益相關，容易激起人的興趣。地方自治是人民參政最好的練習場所，是憲政基礎的第一級。

梁啟超還提出，自治是與官治對立的，預備立憲期間以及袁世凱當總統期間，都是讓官員來辦理所謂的自治，其實是南轅北轍。真正的自治“須不假官力，純由人民自動起來”。人民為了自身的利益而聯合起來是出於“人性發自然”，是“不必待教而後能”。從私益出發，從本性出發，是最容易辦的事，國家頒行自治制度，無非是代擬一章程而已，具體事情應由人民自行處理。

梁啟超設想的地方自治在中國遠比在美國難以實現，因為美國的公民自治受益於兩種中國缺乏的思想資源。第一是基督教的自由和平等價值觀，是從文藝復興時期的宗教改革後形成的。第二是自然法和自然權利的思想，在17世紀英國思想家洛克那里得到了清晰的表述，洛克被稱為美國獨立革命的教父，可見美國人受洛克影響之深。《獨立宣言》宣稱的便是洛克式的自然權利，“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為了保障這些權利 ，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當任何形式的政府對這些目標具破壞作用時，人民便有權力改變或廢除它，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這些是美國人的公民常識，是他們能夠精明地對待政治的知識準備。

在中國人爭取共和的時候，這樣的公民常識還十分稀缺。他們在爭取擺脫臣民和順民的枷鎖，成為真正的公民之時，缺少了美國人所擁有的許多好條件，而卻受制於美國人所無須顧慮的重重障礙。在中國從來沒有出現過托克維爾所讚賞不已的那種美國公民社會。在專制的重軛下，中國民眾變得愚昧、盲從、迷信，根本沒有辦法設想人可以有另一種活法。中國民眾身上有著太深重的奴性。

錢瑞香在1903年的《論自由》中所說，“侵吾自由權之人，即吾不共戴天的大仇，吾當出全力，奮全神，必爭存此自由之權而後已。不然，則為放棄自由，放棄自由者非人矣，即人矣，奴隸也。”奴性是人無法自己變聰明的最重要原因，奴性之人無時無刻不依賴主子指令該做什麽，不該做什麽。民主與專制的區別也正是自由人與奴性之人的區別。政治學家康馬傑（Henry Steele Commager）因此說，“ 成功的民主，它的必要條件是全體公民對一切可能出現的問題都自己思考；而成功的極權主義則要求人們服從替代他們思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