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與其他一切記憶一樣，災難記憶本身也是有局限的，萊維對此有著非同一般的清醒認識。他說，“在了解集中營的事實時，最有力的材料便是幸存者們的回憶。但在這些回憶所激起的同情和憤慨之外，我們更應該用一種批判的眼光去審視它們。集中營並不總是一個良好的觀察對象：在非人的條件下，囚犯們的觀察是有限的，他們只能對生活環境構建一個籠統的印象。……囚犯感到被一種巨大的暴力和威脅所淹沒，而自身卻無法對其做出表達或刻畫，因為迫於每時每刻的威脅，他的眼睛總是固定在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上。”

許多災難真相“走過漫長的道路，穿過狹窄的門廊，最終大白於天下”。如果說集中營世界的真相（包括它的複雜和矛盾）已經在被探尋，那麽，許多其他的災難真相仍然是不容涉足的禁區。就連刻骨銘心的災難記憶也經不起時間的侵蝕。一方面，“歲月流逝產生了負面的歷史效應。大部分證人，控方的和辯方的，都日漸凋零。留下來的證人，那些願意克服自己的悔恨（或傷痛），仍然同意作證的人們……常常在不知不覺中，他們的記憶被後來接受的信息所影響，如讀到的報道，他人的敘述。有些時候，自然而然地，產生無中生有的虛假記憶，可時隔多年，讓這些虛假的記憶變得可信。”另一方面，記憶本身存在著模式化的危險，“我們這些幸存者，或者，更準確地說，我們中有些人決心用最草率簡單，最無足輕重的方式來實踐我們作為幸存者的生活標準”。因此，“人們必須警惕過於簡單化。我們應該哀悼每個死者，也應該同情和幫助每個幸存者，但並非每個人的事跡都可以作為榜樣。”

萊維在《被淹沒和被挽救的》里思考得最多的正是許多“不可以作為榜樣”的事情，那些發生在人的殘缺靈魂和道德“灰色地帶”里的事情­——囚犯者勾結集中營當局、囚犯加害於別的囚犯，在“特遣隊”執行任務，成為“黨衛軍的同類”、那些不配存活的反而存活了下來。這些往往被壓抑、隱藏，讓人在罪感和羞恥的重壓下擡不起頭來的事情，正是萊維在書里剖析的“含糊不清的方面”。

萊維人性剖析的災難記憶方式展現了他把讀者當成思考夥伴的胸懷和誠意，這和我們國內的一些“回憶錄”有很大的不同。台灣作家王鼎鈞曾說，大陸的傷痕文學太執著個人的生活經驗，他向記憶寫作者們呼籲：“讀者不是我們訴苦伸冤的對象，讀者不能為我們做七俠五義，讀者不是來替我們承受壓力。拿讀者當垃圾桶的時代過去了，拿讀者當出氣筒的時代過去了，拿讀者當啦啦隊的時代過去了，拿讀者當弱勢團體任意擺佈的時代也過去了！”

萊維在書的最後一章《德國人的來信》中說，他這本書不是對自己人的“喊叫”，而是寫給“那些人”，那些德國人的，“之前他們是壓迫者或冷漠的旁觀者，而現在他們將是我的讀者。……我的任務是去理解‘他們’，並非那些高層戰犯，而是‘他們’——人民，那些我曾經面對面見過的人，那些黨衛軍從中招募士兵的人，以及其他那些曾經相信法西斯主義的人，那些不相信法西斯主義卻保持緘默的人，那些缺乏脆弱的勇氣，不敢直視我們的眼睛，不敢扔給我們一片麵包，哪怕說幾句人話的人”。我們自己的生活世界里也有許多這樣的“人民”，也有許多必須記憶的事情，我們同樣也需要像萊維這樣的記憶思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