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家莫斯科維奇（S. Moscovici）在《群氓的時代》中把“交談”稱為民眾的鎮靜劑，早在20世紀初，社會學家塔德（Gabriel Tarde）就發現，每一種形式的交流都有與其對應的社會群體，並形成某種“意見領袖”。在出現大眾傳媒之前，演說是一種面對眾多“聽眾”的直接說話，演說的話語力量使得演說者成為意見領袖。後來，有了報紙，報紙是對無數的“公眾”說話，也有了不同的意見領袖，那就是時論評論員。

塔德還發現，人們交談時采用的身體姿勢反映了他們談話的語調和內容。說話者坐著進行的交談是分量最重和最嚴肅的。而當他們的姿勢十分放鬆的時候，如羅馬人在環繞餐桌三面的躺椅(triclinia）上懶洋洋地躺著進行交談，交流似乎是最有效的，這種交談非常流暢也非常從容。希臘人喜歡走來走去地交談，這有利於他們敏捷而活躍的思維。

談話的空間和場合同樣重要，希臘人在公共廣場和哲學家的學院裏交談，羅馬人在家裏交談，在參議院辯論。富有的希臘人和羅馬人都有專用於交談的房間。是否有一個房間專用於交談，這甚至可以看作是一個社會階層是否文明的一個特征。從16世紀起，法國人和意大利人也復興了古代交談的傳統，開始創辦沙龍。這本是貴族階級的一個發明，但通過中產階級而變得大眾化，即使是在最小的公寓裏，辦個沙龍也是中產階級的一種時尚。在社會的低層，人們的交談大部分是在戶外的咖啡店、小酒店以及類似的地方進行。 在所謂後現代的今天，已經很難找到交談甚至“說話”的地方，這是社會交談衰落的一個標誌。

當受激情驅使的人群湧上大街，橫沖直撞時，他們似乎找到了“說話”的地方。不過，說話不等於交談，交談也不只是說話。大街不是一個交談的地方，挾裹在情緒激動的人群中，人們揮舞著拳頭，除了口號和吶喊，沒有別的聲音。這時候，他們的身體姿勢本能地繃緊而亢奮，顯露出對抗和戰鬥，而不是交談的姿勢。這樣的姿勢和空間有它自己的話語形式，那是一種由“帶頭”和“跟隨”形成的語言。它首先是帶頭者的命令、警告、威脅和譴責。之後，經過重覆和模仿，變成了追隨者的讚同、歡呼、重覆和奉承。 它的作用便是宣泄，雖然人多勢眾，但並不形成真正的輿論。

交談語言的目的不是發泄，既不是命令，也不是聽從，而是通過共同的理性交流，形成輿論。輿論是交談出來的，不是吶喊出來的。交談限制了絕對的權力，而宣泄呼喚和依仗正是不容說理的絕對權力。交談產生的輿論，它的重要作用是保護自由。塔德寫道，“從政治意義上來說，在報紙出現以前，交談是對政府的唯一約束，也是所有自由堅不可摧的銅墻鐵壁。交談開創了自己的名聲，樹立了自己的聲望和榮譽，因此也形成了自己的威力。它的目的是通過讓參與者感到大家都一樣，從而使所有參與交談的人都感到平等，它通過使大家直言不諱這種手段摧毀了等級制度。”在失去理智，高聲吶喊的人群中，個人沒有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自由，也沒有誰膽敢直言不諱。

德國作家埃利亞斯·卡內提（Elias Canetti ，1981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在研究群眾的《群眾與權力》中記敘了一件往事，1927年他親身經歷了維也納群眾焚燒正義宮（司法部）的事件。當時，他夾在人群的洪流中，感覺到自己完全交融在其間，一點也不覺得群眾放火是違法的行為。當時的場面銘記在他的心頭，他後來回憶道， “那天的激情令我至今刻骨銘心。那是我經驗中最接近革命的一次，……我成為人群的一部分，我完全融入人群之中，對人群的所作所為完全沒有絲毫抗拒”。吶喊的人群使個人思維變得軟弱無力，甚至徹底消失。

只有在交談變得完全不可能的時候，才真正有理由吶喊。然而，即便如此，吶喊仍然不能代替交談，吶喊的目的應該是堅持要求公民交談的權利，這樣的吶喊才是既激情又理性的。公民交談只有在憲政法治和民主文化中才能實現，也只有這樣的交談才會是冷靜智慧的。理性要求我們知道自己在什麽情況下會失去自我把持，對群眾非理性行為，我們需要的不是譴責，而是理解，並在這個基礎上幫助它朝理性的方向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