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災難的後記憶主要是由那些沒有親身經歷過這一災難的人們所擁有的。後記憶的重要特性之一便是必須借助社會、文化性質的，而非個人親身經歷的“集體記憶”，記憶研究稱其為“語義記憶”（semantic memory）。災難親身經歷者的災難敘述要傳承給後代，並在後代中形成後記憶，必須在社會中存在一種能保留災難記憶，並為此記憶提供意義指向的語義環境。惟有這樣的語義環境才能為曾經發生在個人身上的具體事件提供了一個可理解的語境。語義記憶需要借助敘述的形式，如文學作品、回憶錄、口述史、日記、歷史記敘。語義記憶還需要有公共的“記憶場所”（memory sites），如博物館、文物、紀念日或人物、公共論壇和刊物。在災難語義記憶環境不良或嚴重缺失的社會中（如中國，那里的“反右記憶”、“大饑荒記憶”、“文革記憶”都缺乏記憶環境），災難就可能被淡化或甚至美化，災難的後記憶就可能變成一種懷舊，就連一些還活著的，部分親身經歷過災難的人們都不例外。

為什麽會是這樣呢？這是因為，災難，尤其是殘暴壓迫加徹底洗腦的極權災難，會極度扭曲人性，包括人的記憶方式，在壓迫和洗腦下長大的人們，連懷舊都是被扭曲的。不應該把這種扭曲的懷舊簡單地理解為對“文革”的懷念。對於一些成年人來說，保留毛主席像章、紅寶書或別的“文革”物品、哼唱語錄歌或樣板戲、看新版革命作品的“紅色經典”，一旦被鼓動，發瘋似地“唱紅”，都是一些懷舊情緒躍動的征兆。但是，那些沒有親身經歷過文革災難的年輕一代，甚至幼兒園、小學的兒童，他們的“唱紅”，那本身就是文革時代教育的重演。

在俄國人對斯大林統治的後記憶中，“斯大林筆記本”只是一個小小的插曲，然而，它已經在俄國引起很大的爭議，許多知識分子、媒體人士，甚至政府工作人員能夠站出來予以批評，或者公開與它撇清關係，這說明所謂的“斯大林熱”並不能以發生在中國一些地方的“毛熱”來比擬。這也說明在俄國有著不同於中國的災難語義記憶和後記憶環境。就連這個“斯大林筆記本”的出版者也不敢公然為斯大林歌功頌德，在這個筆記本的背頁上有一個關於斯大林的說明：他確實成功地領導了蘇聯的衛國戰爭，但是，他也確實屠殺了千千萬萬無辜的蘇聯公民。被納粹侵略者屠殺，還是被自己的政府屠殺，對於個體受害者來說都是災難的極限。極限的災難是沒有區別的，都是由反人類的罪行所造成。為這些罪行，受害者們付出的是同樣的血淚，他們堅持不肯放棄的也是同樣性質的災難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