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傍晚時分，我們坐進涅夫斯基大道上兩家電影院（帕利西亞娜和皮卡迪里）中的一家的最後一排座位上。這門藝術在進步之中。海浪被染上了一層病態的藍色，當它們滾滾而來，在一塊黑色的、我記憶中的岩石上擊碎成泡沫時（比亞里茨的處女岩——再一次看到我見多識廣的童年時代的海灘，我覺得很有趣），有一台特別的機器模仿激浪的拍擊聲，產生一種水的刷刷聲，卻永遠不能和畫面同時停止，而總要在三四秒鐘裡伴隨著下一個景象——比如一場繁忙的葬禮，或者衣衫襤褸的戰俘和他們衣著整齊的俘獲者。主片的名字往往引自某首流行詩歌或歌曲，可能相當冗長，比如「菊花不再在花園中開放」，或「她的心是他手中的玩具，也像玩具一樣碎了」。女明星前額很低，有漂亮的眉毛和眼影塗得很重的眼睛。當時極受歡迎的男演員是莫祖辛。一位著名的導演在莫斯科鄉下得到了一座有白色柱子的宅第（和我舅舅的宅子頗為相像），它出現在他導演的所有電影之中。莫祖辛會乘一輛時髦的雪橇來到門前，冷冰冰地注視著其中一扇窗子裡的燈光，同時下巴上緊繃著的一小塊著名的肌肉在抽動著。

當博物館和電影院不能給我們以幫助而夜還不深的時候，我們只能去探索這座世界上最令人生畏和神秘莫測的茫茫城市。孤零零的街燈因我們睫毛上冰冷的潮氣之故變形成了擁有放射出七彩顏色的脊柱的海怪。當我們穿過巨大的廣場時，各種各樣建築的幻影突然悄然聳立在我們面前。當高大的、由整塊拋光花崗岩構成的柱子（由奴隸拋光，月亮再拋光，在夜的光滑的真空中平穩地轉動著）在我們頭頂猛地升起，支撐著聖以撒大教堂神秘的圓頂時，我們嚇得渾身冰涼，這一般不是由於高度而是由於深度引起的——一道深淵在腳下裂開。我們仿佛在這些石頭和金屬的充滿危險的山岳邊緣停了下來，手挽著手，懷著小人國人的敬畏，伸長了脖子看著擋在我們面前的新的巨大景象——一座宮殿的柱廊上的十根灰色有光澤的男像柱，或者在一座花園鐵門旁的一個巨型斑岩花瓶，或者頂上有個黑色天使的大圓柱，與其說它裝點了、不如說壓抑著泛滿了月光的宮殿廣場，並且向上伸展了又伸展，徒勞地企圖伸及普希金雕像的刻著《紀念碑》一詩的基座。

後來，在她少有的憂郁時刻，她聲稱我們的愛情沒有能夠經受住那個冬天的巨大壓力；她說，出現了裂痕。在所有那些月份裡，我一直在寫詩給她，為了她，關於她，每周兩三首；在一九一六年春天我發表了由這些詩匯集成的一個集子——當她讓我注意到，在構思這本書的時候我根本沒有留意到的東西時，我感到無比震驚。就在那裡，那同樣不祥的缺陷，那陳腐空洞的口氣，輕易地示意，既然我們的愛情再也不可能重新捕捉到那最初時刻的神奇感受、那歐椴樹在雨中的沙沙湧動、風雨交加的鄉野間的同情，便注定是沒有前途的。還有——但是當時我們倆誰都沒有注意到——我的詩歌是很幼稚的東西，沒有什麼優點，根本不應該拿來出售。這書（其中一冊仍然，咳，存放在莫斯科列寧圖書館的「閉架書庫」裡）該當受到幾個注意到它的評論者在無名雜誌中對它的猛烈攻擊。我的中學俄國文學教師弗拉基米爾·希皮烏斯，我非常欽佩的一個第一流的、雖然有點難懂的詩人（我認為他在才華上超過了他的比他有名得多的堂姐妹、女詩人和評論家齊娜伊達·希皮烏斯）帶了一本到課堂裡，對我最為浪漫的詩行進行了辛辣的諷刺，引起班上大多數同學的狂笑。他的著名的堂姐妹在文學基金會的一次會議上請求基金會的主席、我的父親告訴我，我永遠、永遠也成不了一個作家。一位善意的、貧困而沒有才華的、有理由感激我父親的記者寫了一篇關於我的熱情得難以置信的文章，約有五百行文字，漫溢著過分的恭維；文章被我父親及時截了下來，我記得他和我在讀這份手稿的時候咬牙呻吟——我們家的人在面對低級趣味的東西，或某人的失態時采取的習慣表示。整個事件永遠地消除了我對文學聲名的任何興趣，並可能是我對評論的幾乎病態的和並不總是有道理的冷漠的根源，這種冷漠在後來的歲月中剝奪了我身上，據說多數作家都經歷過的那種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