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冬天的到來，我們不管不顧的浪漫史遷移到了嚴酷的聖彼得堡。我們發現自己被可怕地剝奪了我們已經習慣了的田園間的安全。名聲糟到願意接待我們的旅館我們沒有勇氣去，而在停著的汽車裡偷情的偉大時代仍很遙遠。在鄉間如此令人愉悅的秘密狀態現在成了一個負擔，然而我們倆都無法面對在她家或我家在有人陪伴下會面的念頭。因此，我們被迫在城裡到處轉悠（她穿著灰色毛皮小大衣，我則是白色鞋罩、卡拉庫爾羊羔皮領子、絲絨襯裡的口袋裡裝著指節銅套），這種對某種庇護處所的永恆尋求產生了一種奇怪的絕望感，而它又預示了其他更久以後的更為孤獨的游蕩。

我們逃學：我忘記了塔瑪拉采取的是什麼做法；我的做法包括了說服兩個司機中的一個讓我在去學校路上的這個或那個街角下車（兩個都是很講交情的人，而且還真拒絕接受我給的金錢——方便的五盧布一枚的硬幣，從銀行出來時是沉甸甸的吊人胃口的十或二十枚一串的亮閃閃的硬幣，今天，當我驕傲的流亡中的貧困已經成為了過去，便能夠自由地沉溺在以審美情趣對此的回憶之中了）。我和我們極好的、特別易於收買的烏斯金之間也沒有任何的麻煩，他管接聽我們家一層的電話，號碼是24-43（dvadtsat are sorok tri）；他很快回答說我喉嚨發炎了。順便說說，不知道如果我現在立刻從書桌旁給那個號碼打一個長途電話會怎麼樣？沒有人接？沒有這樣一個號碼？沒有這樣一個國家？還是烏斯金的聲音說「moyopocse！」（「我的敬意」的奉承的貶稱）？畢竟存在著眾所周知的遠遠超過了一百五十歲的斯拉夫人和庫爾德人。我父親書房裡的電話（號碼是584-51）沒有登在電話簿上，我的級主任打算弄明白我健康衰退的情況的努力從來沒有得到過什麼結果，盡管有時候我一連三天不去上課。

我們在公園樹木環繞的大道上覆蓋著冰雪的白色樹枝下漫步。我們在冰冷的長凳上緊緊偎依在一起——先拂去上面的一層整潔的積雪，再脫下我們外面結了一層雪殼的連指手套。我們在博物館中出沒。在工作日的上午，博物館裡面了無生氣，人很少，非常暖和，與寒冷的薄霧和懸掛在東窗口上像一輪發紅的月亮般的紅日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那裡，我們會找安靜的偏僻的房間，沒人看的臨時性的神話集，蝕刻畫，勳章，古文書學的展品，印刷術的故事——諸如此類的可憐東西。我想我們的最佳發現是一個存放掃帚和梯子的小房間；但是在黑暗中突然開始滑落倒塌的一批空框子，吸引了一個過分好奇的藝術愛好者，我們急忙逃走了。聖彼得堡的盧浮宮——艾爾米塔什博物館提供了很好的偏僻角落，特別是在底層的某個大廳裡，在裝著金龜子科甲殼蟲的陳列櫃間，在卜塔的祭司長納納的石棺背後。在俄羅斯亞歷山大三世皇帝博物館中，有兩個收藏著令人反感的傳統繪畫風格的希施金（《松林中的空地》）和哈抆莫夫的（《青年吉卜賽人的頭像》）作品的大廳（在東北角的第三十和三十一號廳），由於有一些放著圖畫的架子，提供了些許不受干擾的場所——直到一個口出惡言的土耳其戰役的老兵威脅說要叫警察為止。就這樣，我們逐漸從這些大博物館到了比較小一些的博物館，例如蘇沃洛夫博物館，我記得那裡有一間最為寂靜的房間，裡面滿是舊盔甲和掛毯、扯破了的絲質的旗幟，還有幾個穿著綠軍裝、頭戴假髮、腳蹬厚重的靴子的模型人為我們站崗放哨。但是無論我們到哪裡去，幾次之後，總會有這個或那個滿頭白髮、老眼昏花、穿著毛氈底靴子的管理員心生懷疑，我們就不得不換個地方偷情——到教育博物館，宮廷馬車博物館，或一個很小的、甚至連導游手冊上都沒有開列的舊地圖博物館——然後再度進入寒冷，進入某條有著巨大的門和嘴裡銜著圓環的綠獅子的小巷，進入在那些日子裡我如此深愛的「藝術世界」，Mir Iskusstva——具有多布津斯基、亞歷山大·貝努瓦風格的雪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