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傳記類文本，筆記類文本在口傳記憶文字化的過程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筆記沒有特定的體裁，其隨手記錄、隨意書寫的性質，使其內容包羅萬象，無論是正式的史事考據、非正式的軼聞傳述，甚至對官方檔案文獻的抄錄，都可透過筆記留下記錄、進行流通。尤其是天順到正德年間的筆記著作，記錄了不少與建文朝或靖難史事相關的軼聞、傳說和評論，對於瞭解正德朝以前民間的相關歷史記憶，有很大的幫助。如《野記》一書記載的就是正德以前的民間傳聞，當中有不少涉及建文朝歷史的內容，反映了當時人們對相關史事的認知或想像，該書更因為作為相關文本較早出者，又出自名士手筆，而對後世記憶影響深遠。在往後的階段，筆記的重要性雖逐漸被體例嚴謹的史籍作品取代，但其記錄軼聞傳說的功能始終不減，其內容可能隨著文本的傳播而深入人心，進而被史籍作者所引用，使其影響力得以持續和擴大。此外，明人對筆記書寫的愛好一直持續到明末，故仍不能忽視其於研究上的價值。

在探討紀念性活動對建文朝歷史記憶的影響時，方志是能提供最多資訊的史料。方志的〈建置志〉、〈祠廟志〉中，有不少為建文殉臣立祠以為祭祀的記載，對建祠的地點與祭祀活動的發展也會作簡單的介紹，在部分的〈藝文志〉中，甚至可見地方文人為建文殉臣寫下的紀念詩文。有些方志還會以〈雜志〉保存一些地方上與建文朝歷史相關的傳聞，在方志於人物記載上與一般史籍或忠臣傳記差異不大的情況下，〈雜志〉所反映的地方獨特記憶，往往更具價值。方志文本所介紹的祠廟、宅墓等紀念性地標，有不少是當地官紳基於保存、宣揚相關歷史記憶，而予以建造、標榜的，建文殉臣的祠廟與墓塚亦不例外。由於成為一個實質的地景，其蘊含的歷史記憶也將對當地的一般百姓產生影響。

在本研究對地方記憶和紀念活動的探討中，江西、浙江和南直隸地區的方志將是最主要的參考資料，這三個地區不但是許多建文殉臣的故鄉，也是較早開始為建文殉臣立祠祭祀的地區，而永樂中期以前的國都南京，更是靖難之役與壬午殉難時期遭受衝擊最大的地區，故上述地區蘊藏的相關歷史記憶不僅豐富，對其他地區也頗具影響。考察方志，有助於瞭解在明代建文朝歷史記憶形塑的過程中，地方認同、鄉土關懷等因素所發揮的作用。作為保存、傳播歷史記憶的媒介，方志、筆記、史傳之間也存在彼此傳抄、互相影響的關係，從而增強文本中所含記憶的延續性與影響力。這一點亦將在本研究中充分展現。

歷史記憶的形塑往往伴隨著競爭，亦即社會內部不同團體對「過去」的爭奪，透過此一過程不斷定義及重新定義哪些「過去」對現實社會而言是重要的，哪些記憶應被延續或者遺忘。60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也是如此，除了掌權者試圖透過政治力量爭奪過去的論述權，後續的各種鄉里軼聞、私纂史籍，也在與官方甚至彼此之間競爭。建文朝歷史書寫傾向的變遷，即反映了這種現象。早期史料中常見或被強調的論述，可能在後出文本中逐漸消退，這表示此種「過去」對當時的人們來說已不再重要。另一方面，有些記憶也可能因為符合人們現實上或心理上的需求而被刻意強調，甚至透過一些機制加以延續。然而歷史記憶的形塑並非只有各種說法的競爭，還有更多統整與調和的過程。戴彼得和劉瓊云的研究都已注意到明代士人對靖難歷史的論述中，存有調和成祖與建文君臣關係的傾向。61

陳學霖在探討永樂政權合法化的過程時，則以「共享帝國政權合法性」（co-sharing of imperial legitimacy）的概念，來看待明中葉以降「建文帝讓位成祖」說法的出現。62這些具有調和性質的論述，源於明人解除政治禁制、彌合歷史傷痕的渴望和嘗試，以及對成祖的崇敬與統治事實的承認，而在調和過程中，史料與記憶內容的扭曲、嫁接也變成一種融合不同立場論述的手段。其內容、特色與發展概況，也是本文欲探討的層面之一。

60 王明珂，〈誰的歷史：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頁 176。

61 Peter Ditmanson, “Venerating the Martyrs of the 1402 Usurpation:History and Memory in the Mid and Late Ming Dynasty, p. 114. 劉瓊云，〈帝王還魂：明代建文帝流亡敘事的衍異〉，頁 74-76


(何幸真，31 Mar 2020，殤魂何歸: 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秀威出版, 原题：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學位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