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為止，與明代建文朝歷史記憶關係最密切的，是戴彼得（Peter Ditmanson）對明代中晚期建文殉臣紀念與書寫的研究。他將明代相關發展分為四個階段：靖難後至正統五年（1440）、十五世紀晚期、十六世紀早期、萬曆以降，認為自十五世紀開始，政治家與作家對整理靖難及壬午殉難相關資料、重建該段歷史的興趣越發濃厚，而對建文殉臣的紀念與尊崇正是此類活動的核心關懷。戴氏也指出，靖難之變與壬午殉難具有一定程度的象徵意義，且與建立道德激進主義（moral activism）的文人認同緊密聯繫。

而明人對永樂盛世的懷舊之情，亦是影響明代相關紀念與書寫的重要因素。54該篇對明代建文殉臣紀念與書寫發展的特色及政治背景，乃至地方官員、文人扮演的角色，都有精闢的分析，不過對此類紀念與書寫如何影響後世相關認知，以及相應機制、媒介產生的社會和文化背景，則較少著墨，也未論及明末或南明時期的情況。55此外，明人對建文朝政治運作的認知與評價亦非該文所欲探討的議題，故大有讓後續研究發揮的空間。

目前，無論是史實重建、建文帝遺蹤探討或是史籍修纂研究，都因現有材料的虛構成分和不確定性太高，而面臨種種問題與困境。在這種情況下，明代建文朝歷史記憶的研究， 便極具發展潛力與優勢。首先，就現存史料的狀況來看，相較於史實重建，歷史記憶研究確實更為可行，因為無論是私纂史籍或軼聞傳說，都反映了編纂者及其時代對建文政權的歷史記憶。其次，記憶形塑的探討比歷史纂述研究更能有效利用各種文本，進而發掘其意義和時代特色。由於歷史書寫與文學創作皆為歷史記憶的來源，甚至可以透過此一研究整合目前史學與文學的相關研究，於兩者的不足之處再作補充和發揮。最後，歷史記憶的研究具有延展性，未來可將研究擴展至清代、民國，或與政治史、史學史、文化史等層面進行連結。也正因如此，研究與建文政權相關的歷史記憶，不僅能增進吾人對其變遷過程中各時代政治、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認識，也利於明代史學的進一步探討。此外，雖然目前建文帝遺蹤研究的學術價值大多不高，卻也透過方志、族譜、訪談和田野調查匯整出不少各地的相關傳說，這些都是研究近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時，可充分利用的資料。

52 丁修真，〈士人交往、地方家族與建文傳說──以《致身錄》的出現為中心〉，《史林》，2011 年第 3 期，頁69-77。

53  劉瓊云，〈帝王還魂：明代建文帝流亡敘事的衍異〉，《新史學》，第 23 卷第 4 期（2012.12），頁 61-117。

54  Peter Ditmanson, “Venerating the Martyrs of the 1402 Usurpation:History and Memory in the Mid and Late Ming Dynasty,” T’oung Pao .93.1 (2007), p. 110-158.

55 戴彼得這篇論文還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問題，就是對中文史料偶爾會有誤讀的情況。如《明太宗實錄》中成祖「朕初舉義、誅姦臣，不過齊黃數輩耳。後來二十九人中，如張紞、王鈍、鄭賜、黃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一語，戴氏便將這二十九人都理解為轉投成祖，並對成祖之所以有此言論作出「希望其他建文故臣也能如此」的解讀。然而從實錄原文來看，成祖之言應該只是為了強調其不加追戮齊泰、黃子澄以外殉臣的寬大，故戴氏對這段史料的詮釋，除了誤讀之外，或也有過度解讀之嫌。參見［明］楊士奇等奉敕撰，《明太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84），卷 14，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甲辰條，頁 263-264；Peter Ditmanson, “Venerating the Martyrs of the 1402 Usurpation: History and Memory in the Mid and Late Ming Dynasty,” p. 117.


(何幸真，31 Mar 2020，殤魂何歸: 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秀威出版, 原题：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學位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