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宗實錄》對靖難歷史書寫的諸多扭曲與謬誤，在以往論著中已多有討論。而建文朝在明代的微妙地位與論述困境，最近也開始吸引研究官方史學者投入考察。如以《明實錄研究》聞名學界的謝貴安，便由過去對《明實錄》研究的基礎出發，撰成〈試論明實錄對建文帝的態度及其變化〉一文，由篇幅、稱謂、歷史定位和形象塑造等方面切入，51探討明實錄中所反映出官方對建文帝態度的基調與變遷，在以往論著大多研究私纂史籍、較少注意《明太宗實錄》以後官書記述的情況下，作了很好的補充。可惜的是，該文研究焦點過度集中於實錄文本，與其他相關研究也缺乏對話，故沒有注意到私史著作對官方認知與態度的可能影響，在文中談及萬曆朝以後部分官員對建文朝史事認知上的模糊和錯誤之處時，亦僅以永樂年間的革除措施作為解釋，恐有過度簡化問題之嫌。

以史學史角度研究明代建文朝歷史書寫，所累積的成果雖然豐碩，對後續相關研究的影響也較大，但這類研究發展至今仍有些問題未能解決：首先是對明代政治、社會、文化等層面的認識不深，故在探討相關文本的誕生背景時，往往只談到一些較大的時代現象， 如政治的腐敗、

經濟的發展、出版業的活絡和陽明心學的興起等，這樣的論述不僅過於簡單，無法突顯刺激相關寫作的直接因素，也難以解釋一些支持此類書寫活動的時代條件為何出現，如民間軼聞的延續與傳佈、明實錄內容的外流等。其次，多數著作對於文學和文人文化層面的觀察並不深入，往往忽略了相關史籍纂述者的「文人」身分，很少慮及文人交遊網絡、寫作興趣和地緣關係等方面對文本影響。這樣的情況為相關研究建立了一套難以突破的解釋模式和論述框架，使後續研究只能逐漸朝個別文本考察的方向發展，如此雖然多少能對現有成果進行補充和修正，卻也很難避免瑣碎化的問題。

在史學角度研究面臨困境之時，一些新的研究取徑逐漸受到注意，例如從士人交往、地緣關係、地方家族或歷史敘事角度出發，檢視相關文本的生成、演變及其意義。這類研究因為才剛起步，成果不多，目前只有丁修真〈士人交往、地方家族與建文傳說──以《致身錄》的出現為中心〉和劉瓊云〈帝王還魂：明代建文帝流亡敘事的衍異〉兩篇，且都以《致身錄》為討論重點。丁修真由吳江地區的士人網絡與建文朝歷史書寫資源，以及吳江史氏的家族形象經營與地位重建等方面，分析《致身錄》一書的產生背景及其時代意義， 點出了建文相關傳說形成因素之複雜，及其具有的地域性。52劉瓊云則指出明中葉以降原本分途發展的建文出亡傳說和隱遁之臣故事，在《致身錄》中被結合為一，該書的流行除了吳江史氏的刻意經營，也由於符合當時政治言說和集體心理的需要，其故事到後來《從亡隨筆》時，更被進一步地細緻化與理想化。53兩人的研究其實都涉及歷史記憶的問題， 以文本生成的角度分析素被視為「偽書」的《致身錄》與《從亡隨筆》，發掘其蘊含的意義，這無疑是往後相關研究可以持續發展的方向。

48 吳德義，〈明成祖遣臣尋找建文帝下落諸說之由來〉，《史學月刊》，2010 年第 5 期，頁 131-133。

49 簡碩成，《鄭曉《吾學編》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6）。

50  吳航，〈明清間偽書《致身錄》攷論〉，《淡江人文社會學刊》，第 43 期（2010.9），頁 27-48。

51 謝貴安，〈試論明實錄對建文帝的態度及其變化〉，《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29 期（2010.8），頁 30-37。謝氏另有一篇名為〈試述《明太宗實錄》對建文帝形象的描寫與塑造——兼論傳統史學的曲筆與直書問題〉的論文，發表於 2011 年第 1 期的《學習與探索》期刊（頁 219-222），但內容與〈試論明實錄對建文帝的態度及其變化〉大致雷同，故視為重複之著述，不予介紹。

(何幸真，31 Mar 2020，殤魂何歸: 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秀威出版, 原题：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學位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