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還融合了「文學閱讀與創意表達」的學習：通過模仿、表演朗讀幾種動物的對話，讓孩子感受童話文學語言和形象的獨特魅力，在情境朗讀中自然而然地結合生字詞的學習。此外，還融合了「思辨性閱讀與表達」的學習：請孩子們幫小馬「動腦筋」想一想，為什麼老牛和松鼠的說法完全相反？啟發學生通過朗讀、比較、分析，發現答案。

最後，結合課文語句「原來河水既不像老牛說的那樣淺，也不像松鼠說的那樣深。」，扣住生字「既」的學習，引導孩子進一步分析比較，水到渠成地認識並說出了「小馬的個子既不像老牛那麼高，也不像松鼠那麼矮」。…

漢字古老而青春的活力密碼是什麼？

漢字的構造機制是「觀物取象、立象盡意」，漢字「字音像物之聲，字形像物之形」，每個漢字通過音、形的組合，激發聯想，生發出無窮無盡的義。漢字可以用簡單明了的形象來表達抽象深奧的意思。比如「才」字，像草木初生的樣子。初生的草木雖然還不顯眼，微小、柔弱，可是卻蘊含著無窮的生命力和發展的可能性。草木如此，人也一樣。無論草木還是人，要真正成才，還需要條件。「才」也表示在某種條件或結果的情況下就會怎樣，比如：「我們只有呵護人才，才能讓人才發揮出更大的作用。」漢字可以用一種形象來反映出多種不同事物最本質的聯系。…

中國教育部頒布的《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准（2022年版）》（以下簡稱「新課標」）圍繞立德樹人根本任務提出了語文課程培養的核心素養——文化自信、語言運用、思維能力和審美創造四個方面，具體化為四個方面——識字與寫字、閱讀與鑑賞、表達與交流、梳理與探究，又按照課程內容整合的程度從三個層面提出了六個學習任務群——語言文字積累與梳理、實用性閱讀與交流、文學閱讀與創意表達、思辨性閱讀與表達、整本書閱讀、跨學科學習。

小學語文教學需要找准支點。我們圍繞「發現漢字」開展十多年的實踐和研究，事實證明：全面提升語文教師的漢字素養，重視並發揮好漢字在語文學習中的支點作用，正是高質量、輕負擔地實現語文課程目標的一條綠色路徑。

漢字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載體…

钟鼎文是指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 商周是青铜器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

所谓青铜，就是铜和锡的合金。但是，钟鼎文还有一个名称家金文，那么，金文这个名称是如何来的呢？…

【後現代的空間意識型態】

洪天宇的「空白風景」是以台灣地區的風景為主要圖像，討論的議題繞著提醒人類對大自然的破壞和對環境的關懷，作品中留白的部分，指涉沒有生命的人工物、無機物；到了「大悲宴」，藝術家延續著對生態的保護，繼而轉進到對生命的關懷和對人類的無情提出控訴，作品留白的部分，則由原本的刻意表達、強烈訴求，最終成為藝術風格的確定。留白，由「空白風景」到「大悲宴」，訴求內涵不同，時間的累積，成為藝術家創作風格的呈現。…

洪天宇曾花了很長一段時間，以攝影和寫生記錄台灣的山野林相，並用畫筆細密的為台灣曾有的林相留下美麗的容顏。在洪天宇的創作中，可簡單的劃分為兩種風格，2007年之前，以風景畫為主，包括「純風景」和「空白風景」兩個主題；2007年之後，則是「大悲宴」。「純風景」比較像是一種田野調查，以他自己的所見和前人的文字紀錄訴說台灣山林數百年來的故事；「空白風景」則有他強烈的意見，反對人類對大自然的戕害；「大悲宴」則站在萬物之前，向人的存在本身提出最嚴厲的質疑。最近他帶給微風的「空白風景」，則似乎具有些許默然的無言抗議，在幽然中浮現著一絲無奈感。



【洪天宇的野性思維】

李維史托的野性思維(savage…

戰國時代莊子和惠施有過一次著名的魚樂之辯，辯論河中的鯈魚是否快樂？以及雙方怎麼知道魚是否快樂？到底魚會不會感到快樂？其他動物是否也有喜怒哀樂等情緒與心智功能？孟子曰「人之異於禽獸者，幾稀」；但也有人認為「人是萬物之靈」。



毫無疑問的人類擁有複雜的心智與認知功能，包含了意識、思考、推理、知覺、感覺、學習與記憶等等面向。但這些心智功能是否為人類所獨有？動物們又擁有哪些心智功能呢？在這個演講中，會先簡介這些「心智功能」，再透過一系列的動物行為，從不同的認知功能來說明動物的心智功能，試圖從這些動物的例子提供一些瞭解動物心智運作的線索。看看別人想想自己，雖然子非「魚」，但亦有可能知其樂。…

本研究也嘗試透過文字記載，探究明人對建文朝歷史記憶的「體驗」層面。唐宋以降的文人，便常藉宦遊、貶謫和旅行等方式，遊覽各地名勝古蹟，瞭解其風土人情與歷史文化，從而感受地方歷史記憶的召喚，並將此種體驗化作詩文記錄下來。中國傳統文學中的詠史詩、懷古詩、登臨詩，以及描述造訪古蹟經歷的遊記，都反映了文人對過去的歷史認知和想像。63



而由此又可延伸出另一個議題──地景。文化地理學認為，地景本身就是一套具有象徵意涵的表意系統，顯示社會據以組織的價值和意識形態，而後者又將透過地景的支持而延續。64地方官紳在他們所認知的「歷史現場」，修建墓祠、樹立碑誌，便構成了蘊含象徵意涵和歷史記憶的紀念地景。建文朝歷史記憶亦是如此，其於地方上的形塑與發展，實得益於地方官員、在地庶民耆舊和文人的參與：65建文殉臣祠墓的建立與維修，…

比起傳記類文本，筆記類文本在口傳記憶文字化的過程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筆記沒有特定的體裁，其隨手記錄、隨意書寫的性質，使其內容包羅萬象，無論是正式的史事考據、非正式的軼聞傳述，甚至對官方檔案文獻的抄錄，都可透過筆記留下記錄、進行流通。尤其是天順到正德年間的筆記著作，記錄了不少與建文朝或靖難史事相關的軼聞、傳說和評論，對於瞭解正德朝以前民間的相關歷史記憶，有很大的幫助。如《野記》一書記載的就是正德以前的民間傳聞，當中有不少涉及建文朝歷史的內容，反映了當時人們對相關史事的認知或想像，該書更因為作為相關文本較早出者，又出自名士手筆，而對後世記憶影響深遠。在往後的階段，筆記的重要性雖逐漸被體例嚴謹的史籍作品取代，但其記錄軼聞傳說的功能始終不減，其內容可能隨著文本的傳播而深入人心，進而被史籍作者所引用，使其影響力得以持續和擴大。此外，明人對筆記書寫的愛好一直持續到明末，故仍不能忽視其於研究上的價值。…

本研究所運用的資料較偏向文字史料，除以往研究主要依據的筆記和史籍之外，也將利用官書、方志、文集、小說、詩詞等目前相關研究仍較少使用的材料。文本是歷史記憶保存媒介中相當重要的一種，人們的記憶也往往得透過「文本化」的步驟，成為文化產品後，才易於流傳。58而將文本視為文字化的記憶，或是保存、傳承記憶的媒介時，就必須考慮到以下問題：這些文本所保存、反映的是誰的記憶？其欲傳遞的對象又是誰？大體而言，上述文本所反映的歷史記憶，自然是屬於有能將之形諸文字的知識份子，能接收當中記憶的，亦是此一具備掌握書寫與閱讀能力的群體。然而，這並不代表此類記憶僅屬於文人士大夫階級，而可能同時混合了地方上的庶民記憶，在建文朝歷史記憶透過文本流傳於知識份子群體內的過程中，庶民記憶也不斷加入，進而成為往後士人相關記憶的一部分。從本研究主要依賴的幾種文獻中，都可以看到此種跡象。…

三、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

本研究旨在探討建文朝歷史記憶在明代形成、發展和變遷的過程，並嘗試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延伸，將以往缺乏交集的一些視角，透過歷史記憶的理論與研究方法加以整合。文中探討的「建文朝歷史記憶」，主要包括明人對建文朝統治情況、建文君臣生命歷程和歷史地位等方面的認知、印象與評價，所檢視的時段涵蓋「靖難之役」後的整個明代，包括曾短暫偏安一隅的南明政權。由於很多史料現已不存，再加上筆者能力有限，無法完整探討並呈現建文朝歷史記憶的全部面相，故在論述各階段相關記憶的發展與形塑過程時，主要是挑選一些筆者認為較明顯或特殊的項目進行探討，希望能透過討論的聚焦來深化分析，並且突顯各個時期的時代特色。

除了考察明代建文朝歷史記憶內容的演變，本文也將探討當時相關政治弛禁的發展，…

迄今為止，與明代建文朝歷史記憶關係最密切的，是戴彼得（Peter Ditmanson）對明代中晚期建文殉臣紀念與書寫的研究。他將明代相關發展分為四個階段：靖難後至正統五年（1440）、十五世紀晚期、十六世紀早期、萬曆以降，認為自十五世紀開始，政治家與作家對整理靖難及壬午殉難相關資料、重建該段歷史的興趣越發濃厚，而對建文殉臣的紀念與尊崇正是此類活動的核心關懷。戴氏也指出，靖難之變與壬午殉難具有一定程度的象徵意義，且與建立道德激進主義（moral activism）的文人認同緊密聯繫。…

《明太宗實錄》對靖難歷史書寫的諸多扭曲與謬誤，在以往論著中已多有討論。而建文朝在明代的微妙地位與論述困境，最近也開始吸引研究官方史學者投入考察。如以《明實錄研究》聞名學界的謝貴安，便由過去對《明實錄》研究的基礎出發，撰成〈試論明實錄對建文帝的態度及其變化〉一文，由篇幅、稱謂、歷史定位和形象塑造等方面切入，51探討明實錄中所反映出官方對建文帝態度的基調與變遷，在以往論著大多研究私纂史籍、較少注意《明太宗實錄》以後官書記述的情況下，作了很好的補充。可惜的是，該文研究焦點過度集中於實錄文本，與其他相關研究也缺乏對話，故沒有注意到私史著作對官方認知與態度的可能影響，在文中談及萬曆朝以後部分官員對建文朝史事認知上的模糊和錯誤之處時，亦僅以永樂年間的革除措施作為解釋，恐有過度簡化問題之嫌。…

早期針對個別作者和文本進行的研究，通常不會將靖難歷史書寫視為值得關注、討論的議題，不過這類研究對單一著作或編纂者的深入考察，在突顯其特色與成就的同時，仍加深了學界對明代靖難歷史書寫的認識。如高春緞《黃佐生平及其史學》41、錢茂偉〈論鄭曉《吾學編》〉42等論著，探討重點也雖不在建文朝和靖難歷史，但已為相關和後續研究奠下了良好的基礎，並成為前述兩種研究取徑的重要養分。



至於個別文本研究對過去整體性論述的修正，吳振漢發表於 2003…

值得注意的是，未來對建文朝歷史書寫的研究，可能不再是歷史學者的專利。近年一些文學研究者也注意到靖難對明代政治之外層面的影響，開始探討由靖難之役、壬午殉難和建文傳說衍生出的文學創作，或是相關事件對明代文學產生的影響。這類研究目前還處於起步階段，現有成果仍以學位論文為主。如劉倩的博士論文《「靖難」及其文學重寫》， 是第一部以文學角度檢視明清時期建文朝書寫的著作，並將研究範疇和運用材料延伸至戲曲、詩詞、小說等文學作品，有助填補相關研究因過度集中於史籍探討造成的大片空白， 更為研究者提示了許多未來應注意的問題和可發展的方向。



作者不僅留意到文人士大夫之忠節觀念對相關文本的影響，也發現家族觀念、因果報應思想、趨福避禍心態等在創作與書寫上的反映。而書中約略談到的一些問題，如各文本與其他無涉建文朝史事之創作的關係、文學與史學的雙向影響關係、文學創作者與史籍纂寫者兩大群體之間的關係等層面， 也都值得進一步探討。…

1996 年，牛建強〈試論明代建文帝歷史冤案的反正過程──以明中後期建文朝史籍纂修為視角〉一文，成為最早探討明代建文朝歷史文本的專論，對相關書寫在明代的發展概況有所釐清，並廣泛為後繼研究所引用，影響深遠。34牛建強的這篇論文為建文朝歷史研究開啟了一個新的方向，使相關書寫的專題研究出現成為獨立探討項目的可能。然而另一方面，這種綜合性評述雖能呈現相關發展的整體趨勢，對後續研究的影響也往往較大，但其考察通常不及單一著作研究細緻，而須依靠後者的修正。該文有部分推論似乎就因過於武斷、缺乏有力證據或詳細考察，而出現一些錯誤。如牛氏沒注意到宋端儀《革除錄》已收入其筆記《立齋閒錄》中，便以為此書不存在，作出「《革除錄》應為未成之作」的結論，從而抹殺了後者於建文朝相關史籍編纂歷程中的開創地位。…

上述兩部著作，都是將靖難書寫置於明代野史發展的脈絡下進行討論，為其可能呈現之特色就史學發展的角度給予解釋。然而比較可惜的是，由於靖難野史書寫只是其研究中的一小部分，故往往成為整體論述中的一個輔證，在呈現上流於片段、零星，無法看出此類書寫於明代的變遷歷程、階段性特色。姜勝利的論文僅將這些文本用於舉例說明，自不待言，連在著作中已將「建文朝史」視作明代野史項目之一的廖瑞銘，也有類似的問題。廖氏的書中雖在談及明代正德朝以前的野史著述時，以專門篇幅介紹靖難歷史書寫的具體成果，但也僅止於此，在後面相關史籍編纂更活絡的時期，就未再於此方面著墨，甚至在嘉靖朝以後介紹的書目中，也沒有任何一本是以靖難歷史為主題的。

之後，在史學史脈絡下討論建文朝歷史書寫的研究，在學界沉寂了好一段時間，相關討論漸轉向對個別文本的考察，或是靖難歷史論述本身發展脈絡的探討；而後續出版的明代史學史著作，也多未見此方面的敘述。直到楊豔秋於 2005…

這些研究者對明代整體歷史多缺乏了解，故探討問題時很少留意政治、社會背景等因素，論述上也尚有許多未能解決的問題。26不過另一方面，這些論著對地方建文傳說的蒐集和整理、對方志、族譜、遊記等材料的運用，以及對各地「建文遺跡」和「遺物」的考察，對民國以後建文朝歷史記憶及其地域差異的探討，仍頗具貢獻。27

包括《明實錄》等官書在內，述及靖難與建文朝史事的筆記和專著，在探討該段歷史的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但當中也不乏記載謬誤、模糊與存疑之處。隨著後現代主義對歷史學的衝擊和反省，史料開始被視為一種「文本」，其敘事結構、書寫傾向和取材來源亦成為必須釐清的問題。建文朝歷史書寫的研究也因此變得重要。此類研究的價值不僅在於鑑別相關史料，發掘其中可利用的各種資訊，更能讓研究者瞭解這些文本及相關論述是如何形成，從而釐清明人對建文朝'歷史的認知與評價，有助於探討該段歷史在明代及之後的    …

在對建文朝政治運作的研究中，最受關注的問題就是各項改革政策的意義，以及這些政策與靖難之役的關係。這些問題由於關係到明代在永樂朝以後的歷史轉向，而在史實架構已大致重建起來的基礎上，成為學界討論的焦點。目前學者多認為建文帝的改革確有其必要性，而成祖對其「變亂舊制」的指控，不過只是興兵的藉口。如阪倉篤秀〈建文帝の政策〉一文首先強調了建文朝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以談遷（1593-1627）《國榷》一書為中心，結合《明史》、《明太宗實錄》等文本，檢視建文朝重要政策的施行及其目的。阪倉氏認為，建文帝的施政走向與其繼位後面臨的皇權危機密切相關，對此類危機的意識使他無法只是依循洪武朝的體制，而必須以確立其「政權基盤」為目的展開改革。建文帝削藩亦非對太祖諸王分封制的否定，而是為應對諸王威脅、確保自身政權方採取的措施。至於官制改革，雖然確有「復古」的成分，卻也蘊含因應當時社會狀況的立意。21…

早期相關研究以史實的考據為主，主要有兩大方向，一是對建文帝結局的考察，二是對建文朝史事的挖掘與重建。建文帝出亡傳說在明代中晚期不僅流行，且已有地方化的傾向，許多地區都留有建文帝的隱遁故事，且彼此矛盾，要探討其究竟流落何方並不容易。因此當時相關研究多僅止於討論建文帝出亡與否的問題，或考察相關傳說的發展。大體而言，多數學者均支持建文帝出亡一說，他們的討論也對往後研究者影響甚深。10如孟森〈建文遜國事考〉主要根據明末清初學者錢謙益（1582-1644）的考證，認為胡濙、鄭和等人訪求建文帝和溥洽為帝剃度的說法應屬可信，而部分地區留存的遺跡，也顯示出亡之說非皆虛言，「惟士大夫所傳有首尾之紀錄，則無一可信者而已」。11倫明〈建文遜國考疑〉則羅列大量相關記載，認為諸書所述雖參差不一，但和而觀之，實可互相證明。12陳萬鼐《明惠帝出亡考證》一書甚至利用了 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