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

本研究旨在探討建文朝歷史記憶在明代形成、發展和變遷的過程，並嘗試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延伸，將以往缺乏交集的一些視角，透過歷史記憶的理論與研究方法加以整合。文中探討的「建文朝歷史記憶」，主要包括明人對建文朝統治情況、建文君臣生命歷程和歷史地位等方面的認知、印象與評價，所檢視的時段涵蓋「靖難之役」後的整個明代，包括曾短暫偏安一隅的南明政權。由於很多史料現已不存，再加上筆者能力有限，無法完整探討並呈現建文朝歷史記憶的全部面相，故在論述各階段相關記憶的發展與形塑過程時，主要是挑選一些筆者認為較明顯或特殊的項目進行探討，希望能透過討論的聚焦來深化分析，並且突顯各個時期的時代特色。

除了考察明代建文朝歷史記憶內容的演變，本文也將探討當時相關政治弛禁的發展， 以及保存或傳承此類記憶的媒介。靖難戰後，有關建文朝歷史的議題成為禁忌，而政治弛禁的情況不僅能反映當時相關論述與紀念的底線，也往往是影響其走向的重要因素。在此一過程中，皇帝與士人、官方與民間的態度差異及互動，亦涉及他們對建文朝歷史的認知及情感。至於保存或傳承建文朝歷史記憶的媒介，其創造、種類的多寡、運作的空間，都與政治弛禁的發展有關，也往往能作為相關記憶流傳廣度與深入人心程度的指標。這些指標甚至顯示，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除了隨時間逐步發展外，還存在著區域上的差異。

記憶研究是近百年來方於西方學界興起的領域，其發展亦與西方自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的歷史演變密不可分。帝國主義的擴張、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1960 年代以降許多威權政體的陸續瓦解，這些歷史發展都對該研究領域的內容及傾向產生影響。56換言之，記憶研究在西方學界的發展是有其特殊背景的，不過即使如此，目前形成的相關理論，仍有些許適用於近代以前的中國，例如「記憶媒介」的概念。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理論指出，此類記憶的存續必須透過書寫、紀念活動、法定紀念日等媒介，一般人也是透過這些媒介回憶歷史事件，從而凝聚群體內部的認同感。法國史學家諾拉（Pierre Nora）亦以「記憶場域」（lieux de mémoire）的概念，來指稱文本、儀式、紀念碑等保存歷史記憶的媒介，並認為這些「場域」具有明顯的功能性，是基於歷史記憶將隨著時間消失的危機感而創造出來的。57在明代建文朝歷史記憶形塑、發展的過程中，同樣可以看到此種記憶保存媒介或「記憶場域」的創造與運作。在早期官方限制仍嚴的時候，人們藉由口傳的方式來傳承對建文朝與靖難的歷史記憶，當限制逐漸放寬之後，記錄口傳記憶的文本、整理殘餘檔案的史籍、個人性質甚至地方例行的祭祀活動，以及可供紀念、憑弔的場所都陸續出現。在這些書寫和紀念活動背後，蘊含了人們對建文朝及其君臣的懷念，而在壬午殉難和永樂朝國都北遷的背景下，此種懷念又與激勵地方認同和忠義精神的動機息息相關。對本研究而言，這些媒介是最主要的研究材料，不僅能呈現其所傳承的歷史記憶，也是檢視此類記憶性質的極佳切入點。

56 關於二十世紀記憶研究發展的歷史背景，可參見 Jay Winter, “The Setting: The Great War in the Memory Boom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Remembering War: The Great War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7-51. Jay Winter 在該文中指出，二十世紀共有兩次記憶研究潮（Memory Boom）：第一次是 1890 至 1920 年代，主要將「記憶」視為構成「認同」的關鍵，其研究領域涉及國家、社會、文化、個人等各個層面，一次大戰的記憶研究更是這波研究潮中的重要部分；第       二次是 1960 至 1970 年代，以二次大戰和猶太人屠殺記憶為最主要的內容。當然，此研究領域也自有其內部的發展脈絡，相關資訊可參見 Astrid Erll, “The Invention of Cultural Memory: A Short History of Memory Studies,” Memory in Cul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13-37.

(何幸真，31 Mar 2020，殤魂何歸: 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秀威出版, 原题：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學位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