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maluang 三板頭·'s Blog (123)

徐 賁·創傷與懷舊並存的災難“後記憶”(下)

極權災難的後記憶主要是由那些沒有親身經歷過這一災難的人們所擁有的。後記憶的重要特性之一便是必須借助社會、文化性質的,而非個人親身經歷的“集體記憶”,記憶研究稱其為“語義記憶”(semantic memory)。災難親身經歷者的災難敘述要傳承給後代,並在後代中形成後記憶,必須在社會中存在一種能保留災難記憶,並為此記憶提供意義指向的語義環境。惟有這樣的語義環境才能為曾經發生在個人身上的具體事件提供了一個可理解的語境。語義記憶需要借助敘述的形式,如文學作品、回憶錄、口述史、日記、歷史記敘。語義記憶還需要有公共的“記憶場所”(memory sites),如博物館、文物、紀念日或人物、公共論壇和刊物。在災難語義記憶環境不良或嚴重缺失的社會中(如中國,那里的“反右記憶”、“大饑荒記憶”、“文革記憶”都缺乏記憶環境),災難就可能被淡化或甚至美化,災難的後記憶就可能變成一種懷舊,就連一些還活著的,部分親身經歷過災難的人們都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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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May 11, 2020 at 3:54pm — No Comments

徐 賁·創傷與懷舊並存的災難“後記憶”(中)

非常重要的是,這種集體記憶並不是以對抗性記憶的形式出現的,參加者中有普通市民,學者,政界人士,也有政府官員。俄羅斯總統人權事務全權代表魯金在當天的活動中第一個登台宣讀了10名被處決人士的名單。俄羅斯總統下屬的發展公民社會與人權委員會領導人費多托夫也參加了紀念活動,他說:“毫無疑問,舉辦類似的活動十分必要。這能消除社會中的極權專制思維和行為模式。……俄羅斯在20年前就已經擺脫了極權專制,但人們的思維至今尚未告別專制社會。轉換思維方式是長期和艱苦的過程。”

然而,也就是在俄羅斯人記憶斯大林統治的殘酷與暴行的時候,斯大林的“光輝形象”卻出現在俄羅斯學生可能使用的筆記本封面上。筆記本的封面上寫有斯大林大元帥的字樣,斯大林身穿軍服,胸前掛滿勳章,顯得神采奕奕。“阿利特”出版社領導人表示,他本人對斯大林沒有好感,但斯大林是歷史的一部分,不應因為斯大林的錯誤把他從歷史中一筆勾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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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April 19, 2020 at 2:54pm — No Comments

徐 賁·創傷與懷舊並存的災難“後記憶”(上)

美國歷史學家布拉特(David W. Blight)說,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世界範圍內正在經歷人類歷史的第二次“記憶潮”(memory boom)。第一次記憶潮發生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是一種普遍的“世紀末”(Fin de siècle)心態。與上一次記憶潮相比,這一次記憶潮的特點是,許多記憶都與20世紀發生的歷史災難、創傷和“社會罪惡”有關,因此也都涉及是否應該和如何補償受害者的問題。然而,與此同時,商業利益正在與民族主義結成不神聖同盟,積極地對災難、創傷記憶進行“無害處理”,並將這種記憶轉化為一種光明神話。災難記憶與光明神話的並存和衝突因此成為第二次記憶潮的一個主要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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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April 19, 2020 at 2:54pm — No Comments

徐 賁·精英如何介入大眾文化 (下)

參議院的聽證從一開始就定下了一個基調:這不是政府對大眾文化的干預。參議員約翰·丹福思(John Danforth)表示:“聽證的目的不是為(唱片業)立法,……而只是為討論(“色情搖滾”)這件事提供一個論壇,為的是讓這件事為公眾知曉,進入公共領域,……引起全體美國人民的關注。”在聽證會上,有四位參議員發了言,PMRC和唱片業的多位代表各自表明了立場,最後還請一些專家教授和心理學家就音樂對人的行為影響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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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March 27, 2020 at 3:02pm — No Comments

徐 賁·精英如何介入大眾文化 (上)

美國現有對電影和繞舌、搖滾等音樂的督導制度是在兩個不同的“正義原則”的對立和妥協中形成的,一個保護兒童,另一個是言論自由。電影督導制度(等級區分)形成於1960年代後期,主要是針對畫面中的身體暴露和性行為,而繞舌和搖滾等音樂的督導制度則是形成於1985年以後,在後者的形成過程中可以看到美國的精英人士如何在民主憲政、法治和公民社會的運作中對大眾文化產生影響,以及產生什麽性質的影響。

1985年對於美國形成現有的饒舌和搖滾音樂督導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這一年,在一些精英人士的發起和參與下,成立了一個叫“家長音樂資源中心”(The Parents Music Resources Center,以下簡稱PMRC)的民間組織,其目的是為家長們對自己子女所聽的音樂提供必要的公共信息。PMRC的發起人和組織者是蒂珀·戈爾(Ti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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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March 11, 2020 at 11:52am — No Comments

徐賁·互聯網時代需要學習怎樣的知識(下)

愛因斯坦說,“信息不是知識”,但他並不崇拜知識,他說,“關於‘是什麽’的知識無法打開‘應該是什麽’的大門。”按照愛因斯坦的標準,今天學校里傳授的大多是“不是知識的知識”(僅僅是“信息”)或者與“智識”相去甚遠的知識,例如,《獨立宣言》里“美洲”和“自由”出現過多少次?你能完整地背誦幾首詩、記住多少重要的年代、知道多少名著里的人物、知道多少問題的標準答案、會演算怎樣的數學題、記住了多少英語單詞或語法規則等等。

英國哲學家麥克斯韋 (Nicholas Maxwell)寫過好幾本討論大學知識的書,他提出,大學需要以提升“智慧”來代替單純的“知識”積累。智慧又可以叫做“智識”,是一種特別需要有意義和價值來導向的求知過程,他的目的是認識處於物質宇宙中的“人類世界”,幫助學生探究並認識人類世界的豐富性、生存意義和人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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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January 29, 2020 at 3:58pm — No Comments

徐賁·互聯網時代需要學習怎樣的知識(上)

美國學校教育討論得比較多的一個問題是,學生在互聯網時代需要學習怎樣的知識,這個問題也引起了大眾媒體的關注。11月10日,《奧克蘭論壇報》頭版刊登了記者安琪拉·希爾(Angela Hill)的《一個什麽都知道的世界》(A Know-it-all World),文章討論美國學生“用技術代替大腦”的問題,認為“即刻上網改變了知識的性質,甚至關於真實的觀念。”文章語帶調侃地例舉了人類知識的5個“重要時刻”:人類開始的時候,《聖經》創世紀記載,亞當和夏娃偷吃了“善惡之樹的果子”;公元前4世紀,柏拉圖區別了可確定的“知識”與會出錯的“看法”,哲學於是成為知識的王冠;文藝復興時期出現了以經驗歸納為基本方法的科學,有了“知識就是力量”的信念;20世紀進入了電視時代,CBS主播克倫凱(Walter Cronkite)被稱為“美國最值得信賴的人”,他的名字也成為“真實”的代名詞;21世紀,便捷的互聯網在世界範圍內成為億萬人信任的“人類知識總和”。然而,今天的信息便捷是否就意味著學生更有知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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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January 21, 2020 at 7:38pm — No Comments

徐 賁·政治是每個人的副業:學做“精明的公民”(下)

即使在民主政治制度真的已經建立起來的地方,好的政治仍然不可能只靠少數好人來實現和維持,它離不開具有民主政治素質和經驗的廣大公民。民主政治的核心不是好人政治,而是公民政治。美國已故伊利諾州參議員埃弗雷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 1951-1969任參議員)說:“政治不是某種你可以拿來交給‘別人’的東西。既然政治是通過政府指揮人間事務的藝術,它就應該是這個共和國內最好的職業和所有人的副業。”



他認為,只有在民主制度中,才有可能這樣看待政治,“現在許多人似乎把政治與壞事、腐敗行為、貪汙受賄、道德敗壞等同起來。我發現古往今來,大多數這些抹黑政治的話都是在人民不能選舉官職人員的地方發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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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January 20, 2020 at 4:52pm — No Comments

徐 賁·普里莫·萊維:記憶思想者(下)

然而,與其他一切記憶一樣,災難記憶本身也是有局限的,萊維對此有著非同一般的清醒認識。他說,“在了解集中營的事實時,最有力的材料便是幸存者們的回憶。但在這些回憶所激起的同情和憤慨之外,我們更應該用一種批判的眼光去審視它們。集中營並不總是一個良好的觀察對象:在非人的條件下,囚犯們的觀察是有限的,他們只能對生活環境構建一個籠統的印象。……囚犯感到被一種巨大的暴力和威脅所淹沒,而自身卻無法對其做出表達或刻畫,因為迫於每時每刻的威脅,他的眼睛總是固定在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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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January 14, 2020 at 9:31pm — No Comments

徐 賁·普里莫·萊維:記憶思想者(上)

“自由了,但沒有解脫”:記憶思想者普里莫·萊維

普里莫·萊維常常被人稱為二十世紀的但丁,像中世紀的但丁描繪地獄一樣,他以極為清晰、透徹的見證,為讀者描述了納粹極權罪惡的人間地獄景象。但是,無論他如何細致地描述這個地獄某個角落中的人物、事件和規則,都可能被沒有地獄經驗的人們置若罔聞。對於人道災難的見證者來說,這是一件甚至比災難本身更可怕的事情。

萊維在他的早期作品《如果這是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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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January 12, 2020 at 5:46pm — No Comments

徐 賁·政治是每個人的副業:學做“精明的公民”(上)

政治的不乾凈和不誠實,連政治家們自己也常不諱言,戴高樂說,“為了要當主子,政治人物總是先裝成僕人。”赫魯曉夫說,“政治人物到處都一樣。就算在沒有河的地方,他們也發誓說要造橋。”在普通人眼里,如薩特在《骯髒的手》中所描繪的,政治更是一種天生不潔和非善的行當。政治是一樁無需本錢,便有利可圖的生意,一個人再平庸無能、人品猥瑣,只要政治正確,照樣能出人頭地。



因此有人把政治當作官場,雖然官場中風雲莫測、深險難料,但畢竟有機會從中得到相當的好處:權勢、地位、尊貴。政治可以幫助他們敲開幸福的大門,讓他們能夠榮華富貴、呼風喚雨,極大地滿足對權力的欲望。他們把政治當作通往個人名利的捷徑和通道,即便不是附膻逐腥之地,也絕對與道德高尚、思想傑出、能力出眾沒有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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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January 3, 2020 at 9:46pm — No Comments

徐 賁·把人民當傻子的“開明君主”和“偉大領袖”(下)

六個多世紀以來,那些統治手段高明、毒辣的專制君王,包括那些不以君王的名義施行獨裁專制的領袖偉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統治法術,那就是,口頭上把抽象的“人民”捧上天去,而實質上則是把自己的人民當傻子。

《君主論》是一部君王教育之書,但書中的許多建議其實都是許多暴君早已無師自通了的心得體會。例如,只要不妨礙到他們的權力利益,暴君們也會講道德仁義,也會許下諾言,信誓旦旦保證遵守。不用馬基雅維里教他們,他們也知道,建立豐功偉績的君主們並不需要重視遵守諾言,重要的是要懂得運用陰謀詭計,並且最終征服了那些盲目守信的人。在遵守信義於己不利的時候,君主決不會遵守信義,但仍會裝出遵守信義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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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December 27, 2019 at 10:26pm — No Comments

徐 賁·把人民當傻子的“開明君主”和“偉大領袖”(上)

人民期待偉大、英明的領袖,把出現這樣的領袖視為江山社稷最安全的保障和人民最大的福祉。在過去的五六百年間,偉大領袖從“開明君主”逐漸變化成為先進政黨的掌門人。偉大領袖是在古典共和的理想衰落和破滅後崛起的新型政治權威。

十六世紀的人類已經進入了一個君主政體的時代,列奧·施特勞斯說,“那個時代,無論是在佛羅倫薩,在意大利,還是在地球上的任何其他地方,都不是共和國的時代;君主政體正在上升,方興未艾;共和國毋寧說是時過境遷了。” 這個時候,歐洲的政治狀況動蕩不安,那些有權勢的王室,如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法國的瓦羅亞王室、德國和尼日蘭低地的哈布斯堡王室,不僅鞏固了君主制度,而且使它變得前所未有的強大和驕橫。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序言之後的前五章,討論全都是“暴君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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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December 25, 2019 at 5:51pm — No Comments

徐 賁·學校歷史教育和國家集體記憶(下)

上個世紀50、60年代的中國學生說起抗日戰爭,想到的無非是平型關、地道戰、地雷戰。直到1990年代,南京大屠殺才成為抗戰記憶的一部分,這不僅是由於教科書里有所敘述,而且也是因為書刊、影視中出現了不少對這一事件的介紹和描述。

同一個歷史事件在不同時期的教科書里會有不同的敘述,影響人們的具體記憶內容。例如,1947年的美國歷史課本強調使用原子彈加速了日本的投降,但1954年冷戰高潮核武競賽時期,美國教科書只敘述原子彈的發展,而略去了它結束戰爭的戰略用途。1961年,古巴導彈危機幾乎引發了美、蘇的核戰爭。1966年的教科書在討論1945年的原子彈轟炸時告訴學生,“如果不能尋找到‘持久和平’之路,那麽結果也許就是一場禍及全人類的核屠殺。”1990年代冷戰結束後,美國教科書開始從多角度介紹1945年使用原子彈的原因。而一直以來,日本教科書則始終強調原子彈帶來的人道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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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December 22, 2019 at 9:30pm — No Comments

徐 賁·學校歷史教育和國家集體記憶(上)

對於二十一世紀的許多中國人來說,南京大屠殺已經成為具有象征意義的關於二次大戰的集體記憶。二次大戰在中國一直是以“抗日戰爭”來稱謂的,戰爭期間發生在南京的殺戮成為中國教科書的內容,形成中國人的集體記憶,還是不太久遠以前的事情。

大多數具有群體凝聚力的集體記憶是創傷性的(歷史學家諾維克(Peter Novick) 稱之為“悲劇”記憶),而共同情感則是群體記憶的凝聚力所在。中國人對日本侵略者的戰爭和人道罪行的集體記憶是一種叫“悲憤”的共同情感來凝聚的,這也正是當年《我的家在松花江上》所唱出的。對日寇的痛恨和悲憤凝聚了“中國人”這個群體,不然這個群體內部的仇恨、對抗和分裂就會佔據上風。因此,在大講階級鬥爭的歲月里,像南京大屠殺這樣的事件是難以納入超越階級對立的集體記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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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December 22, 2019 at 9:30pm — No Comments

徐 賁·說理豈能不知道“理在哪里”(下)

無論是像憲法這樣的法治權威,還是像《聖經》或《可蘭經》這樣的宗教權威,人們把它們認同為理的來源,都不是簡單的服從,而必須成為一種信仰。美國法學家哈羅德·伯爾曼(Harold J. Berman)說,“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在中國,法只是為權力統治服務的工具,而不是人們所信仰的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規範。即便如此,法也常常不被遵守。法因此不可能具有信仰的價值作用。人們服從法律,主要是出於害怕法律的懲罰,並沒有將它內化為一種共同規範。即便在需要時引用法律,也往往是功利性的,不過是出於臨時抱佛腳的需要,期求滿足的只是一個具體的要求。連最高的憲法也是如此。憲法形同虛設,連國家主席都保護不了, 1967年8月5日,在中南海院內經受了又一次 “坐噴氣式飛機”的殘酷批鬥之後,劉少奇被打得鼻青臉腫,手拿《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抗議。他只是在需要憲法護身的時候,才把它拿在手里。不能進入人心,不能成為人們信仰的憲法,拿在手里又能有什麼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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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December 17, 2019 at 3:31pm — No Comments

徐 賁·說理豈能不知道“理在哪里”(上)

公共說理的一個首要條件是人們普遍知道理在哪里。在寬容的說理環境中,人們往往是為達到某種或然性的真實共識而進行說理辯論。這決定了公共說理在一個民主生活中的基本性質和作用。 文學批評家布斯(Wayn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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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December 6, 2019 at 6:40pm — No Comments

徐 賁·有利可圖的“有機知識分子”(下)

這些姓名對今天的人們也許非常陌生,但在伊拉斯謨的時代的知名度絕不在二十世紀的希特勒、斯大林、齊奧賽斯庫、波爾布特、卡扎菲之下。伊拉斯謨還規勸君主,不要以為自己是人民的“主人”,“如果你說你是所有子民的主人,那麼他們就必定是你的奴隸;在這種情況下你可就得當心了,因為誠如古人所言,每一個奴隸那里你都會發現一個敵人”。

講授權術也好,勸說仁政也罷,正如歷史學家彼德·比爾克(Peter Burke)所說,人文主義者是“跪著把自己的作品獻給君主的”。馬基雅維里親自把自己的著作《君主論》送給他年輕的君主洛倫佐·德·美第奇。伊拉斯謨把他的作品《基督教君主的教育》獻給在布魯塞爾宮廷里的查理五世時,也是如此。可以說,這些為君主獻策的人文主義者是最早的“有機知識分子”,他們的“君主教育”包含著明顯的巴結意圖,連伊拉斯謨這樣的大學者也不能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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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November 27, 2019 at 10:59pm — No Comments

徐 賁·有利可圖的“有機知識分子”(上)

不久前讀到一篇文章,題目是《奔向重慶的學者們》,說的是一些知名學者為“重慶模式”搖旗吶喊,出謀劃策。作者用的是“學者們”,而不是“知識分子”的說法,大概是要把“學者”區別為一種不同於“知識分子”的知識人格。其實,學者們就是知識分子,當然,那些“奔向者”們有比其他知識分子更強的意願,更渴望與權力有機地結合在一起。

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從文藝復興時期的政治理論家馬基雅維里那里得到啟發,曾提出著名的“有機知識分子”的說法。葛蘭西認為,革命政黨這個“現代君主”是一種歷史的力量,使得工人階級可以有它自己的知識分子,他們有機地“嵌入”工人階級的事業,並成為它的“代言”者。就力圖“嵌入”權力,並為之“代言”而言,那些“奔向重慶的學者們”完全稱得上是“有機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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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November 27, 2019 at 10:58pm — No Comments

徐 賁·大眾文化中的價值觀(下)

在美國,現有的多種大眾文化定義都能找到相應的例證,但每一種卻又都不能充分顯示大眾文化的多元樣式和多種特征。而且,有的文化研究由於過分注重邊緣性的大眾文化,反而容易忽視影響更為廣泛的大眾文化。例如,基督教就是一種不容忽視的大眾文化,群眾傳播媒介(如電視、廣播和網絡上的布道)使得基督教以新的大眾文化形式發揮道德教化、社會組織、選舉政治動員等重要作用。這樣的大眾文化既是傳統的,又是民間的,既借助現代技術,但又並不依賴於此。它雖然是宗教,但對於美國公民社會的基本價值有著重要的影響。托克維爾將這種植根於民間的基本價值稱作為“民情” (mo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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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November 24, 2019 at 11:23am — No Comments

愛墾網 是文化創意人的窩;自2009年7月以來,一直在挺文化創意人和他們的創作、珍藏。As home to the cultural creative community, iconada.tv supports creators since Jul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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