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maluang 三板頭·'s Blog (145)

徐賁:當今中國犬儒社會文化的困境與出路(1)

知識分子的學問不應該只在於各自的學科專業,還應該有公共問題的意識和關心。不幸的是,當下“公共知識分子”成為一個罵人的話,這是社會犬儒化、愚昧化的一個表征。

《人物》雜誌就徐賁新書《頹廢與沈默:透視犬儒文化》的采訪:



1、作為一個社會文化概念,“犬儒”這個詞有著怎樣的歷史和現狀,您如何定義它在今天的基本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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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May 14, 2022 at 3:30pm — No Comments

徐 賁·後聖人時代需要精明的公民 (下)

歷史不能給人們一個未來的方案,但可以幫助他們更好地認識自己,認識人類普遍、恒久的共同特性,更好地面對未來。然而,對經歷過20世紀種種極權災難的人類來說,歷史有了一些古人從未料想過的內容和重要性。

歷史以前只是對高貴人士有用,對他們持衡擁璇,安邦定國,含有微言大義、殷鑒不遠的教益。今天,歷史對所有可能被專制權力奴役的平常人都有用,為他們反省通往奴役之路的失憶、沈默、順從提供教訓。現代專制權力強行壓制公民了解和學習災難歷史的權利,嚴格控制有關的公共信息管道,保存真實的歷史記憶因此成為爭取人的自由和自然權利的象征。記憶的不自由和無權利本身就是在那種20世紀特有的人道災難的延續,本身就是這個教訓的一部分。要吸取這個教訓,要學習如何把對以往災難的記憶做為通往未來公義的大門,首先需要的便是了解歷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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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November 19, 2020 at 9:00pm — No Comments

徐 賁·後聖人時代需要精明的公民 (中)

一方面,對於任何一個民族國家來說,價值都不是僵死凝固的,以前沒有的價值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和由於不同的機遇而誕生出來。另一方面,任何價值都不是憑空創造的,指向未來的價值往往可以在對過去的回顧中找到。只要是好的價值,只要能提升群體存在的意義,價值起先來自什麽地方並不重要。精明的公民在意和看重的應當是價值本身,而不是它們是否具有所謂的本土性。如果像自由、平等、尊嚴和公正這樣的的價值不適合某國國情的話,那麽要改變的是國情,而不是這些價值。

第三篇的內容涉及的主要是人民與國家和政府的關係。國家不應該是特殊利益集團為自己經營的公司,政府也不應該是施惠與人民百姓的老板。雖然民主未必是盡善盡美的政體,但卻是最能讓人民自由、理性地處理自己與國家和政府關係的制度。當然會有人不同意這樣的看法。





因此,正如政治家伯恩斯(James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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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November 17, 2020 at 4:00pm — No Comments

徐 賁·後聖人時代需要精明的公民 (上)

外部的環境制約著民眾能否有條件成為有民主知識和能力的精明公民,但是,單單依靠外在條件,沒有自我教育和自我啟蒙,也不可能產生這樣的公民。如何看待這二者的關係便是本書關注的一個重點。



本書收錄的是我在過去兩年中陸陸續續寫成的一些與公民自我教育與公共政治有關的短文。它們可以說是一些“時文”,但提出的也是一些有關公民社會的長久問題,希望能對人們普遍關心的公民啟蒙有所助益。這樣的助益不是從民主和公民政治的不變“真理”推理出來的,而是來自因為有實際需要才作出的一些思考與判斷。

第一篇,涉及的主要是公民美德與民主制度的一些問題。現代民主共和的公民教育不僅是公民教育,而且是民主的公民教育。它吸納了古典共和的一些價值觀,但對古典共和的國家主義和專制傾向保持高度的警惕。這種民主教育不是通過國家的力量或是經由宣傳教育來灌輸的。它發生在公民社會之中,是一種公民的自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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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November 15, 2020 at 5:00pm — No Comments

徐 賁·蹣跚起步的公民覺醒(下)

陳天華還把國民的權利歸結為政治參與權、租稅承諾權、預算決算權、外交參與權、生命與財產權、地方自治權、言論自由權、結會自由權等。這些國民權利早已在像美國這樣的國家里成為公民常識,但在中國還必須辛苦地予以傳播。

新聞報紙對傳播公民常識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雖然早期傳播共和思想的許多都是小冊子(這令人想起托馬斯·潘恩影響了美國革命的小冊子《常識》)。新聞報紙傳播的民眾面更廣,而辦報本身就是一種積極參與政治的公民實踐,政治對於普通人的重要性也是在辦報、讀報、討論時事中表現的最經常,最明顯。



陳天華在《國民必讀》中說,“人若沒有政治思想,不曉得爭權利的,即算不得一個人,雖然沒有死,也和死差不多。”所以,中國人應“把政治思想切實發達起來,拼死拼命,爭這個政治參與權,不要再任做皇帝、官長的胡做亂為,把中國弄得稀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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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November 14, 2020 at 10:31pm — No Comments

徐 賁·蹣跚起步的公民覺醒(中)

在中國,人民變聰明的條件雖沒有美國人好,但決非不可為之事。事實上,自清末以來,就一直有人在努力為之,這是一種以公民啟蒙為目標的努力,只是因為環境太惡劣,才會有時候有成效,有時候卻難見成效。這種努力幾乎都是用自然法和自然權利觀來開啟民智,讓他們知道自由和權利的可貴。



戊戌變法之前,中國人對自由和權利的理解還相當零碎、膚淺。戊戌變法後,盧梭的《民約論》漢譯本在中國出版(1898),“天賦人權”成為思想先行者用做社會啟蒙的思想工具。隨後,受洛克影響而訴諸於自然權利的美國《獨立宣言》也發揮了同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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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November 5, 2020 at 4:30pm — No Comments

徐 賁·精明的公民是自我教育的公民 (下)

1793至1800年,這樣的公民團體在美國東海岸至少有40多個,它們推動公民責任觀念、公民教育、政治平等和民主。這些普通的美國公民在知識和行動上堅持民主理念,是名副其實的精明的公民。“精明”構成了他們積極扮演公民角色的民主精神和能量。這些公民團體的成員大多來自社會下層,包括手藝人、工匠、水手、夥計和教師,也有一些醫生、律師和金融人士。



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民主-共和協會的成員有許多都曾經參加過與英國軍隊的作戰,是一些普通的士兵。這與英國在第一次內戰時(1642-1646),克倫維爾打敗英王查理,那些曾在他麾下征戰的士兵形成的“平等派運動”有些相似。平等派運動要求人民主權、擴大公民投票、法律面前公民平等、宗教寬容。這些都寫在他們的《人民協議》(Agreement of the People)宣言中,在歷史上推動了英國民主政治的發展,他們可以說是現代歷史上最早自己變精明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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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November 3, 2020 at 8:45pm — No Comments

徐 賁·蹣跚起步的公民覺醒(上)

自治是公民變聰明的必由之路,托克維爾在美國所看到的,也正是梁啟超希望在中國看到能夠實現的。他在《國民淺訓》中說,立憲國的特點,在中央為國會,在地方則為自治。自治辦好了,把它放大起來,便是絕好的國會。國民學會了自治,自然也就學會了管理國家。地方自治的好處是普通人便能勝任,而且與國民切身利益相關,容易激起人的興趣。地方自治是人民參政最好的練習場所,是憲政基礎的第一級。



梁啟超還提出,自治是與官治對立的,預備立憲期間以及袁世凱當總統期間,都是讓官員來辦理所謂的自治,其實是南轅北轍。真正的自治“須不假官力,純由人民自動起來”。人民為了自身的利益而聯合起來是出於“人性發自然”,是“不必待教而後能”。從私益出發,從本性出發,是最容易辦的事,國家頒行自治制度,無非是代擬一章程而已,具體事情應由人民自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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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November 1, 2020 at 4:30pm — No Comments

徐 賁·精明的公民是自我教育的公民(上)

1787年9月,參加費城制憲會議的本傑明·富蘭克林在離開最後一次會議時,碰到一位婦女。她問:“富蘭克林博士,你們給了我們一個什麽樣的政府? 共和制還是君主制?”富蘭克林答道,“夫人,是共和制,如果你們能夠守住它的話。”制憲會議只是“制定”了一個共和,而不是“建立”了一個共和國的實體,只有守住共和,共和國這個實體才算建立起來。

如何守住共和?守住什麽樣的共和?又由誰來守住共和?這是每一個被稱為共和國的國家民眾必須回答的問題。他們需要知道,自己要守住的是一個什麽樣的共和?他們在接受一個為自己制定的共和政體的時候,是否已經有知識,已經在民主政治上足夠地精明和能幹,來守衛這個制度?如果要獲得這種能力、知識和智慧,又該從哪里去接受這樣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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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October 30, 2020 at 4:00pm — No Comments

徐贲·精明的公民與受過教育的公民(下)

這樣的公民受到過兩個方面的教育:第一是知道自己的權利,第二是對暴政保持高度警覺。人民之所以需要一個政府,一個政府之所以具有合法性,乃是因為政府能夠保障個人的自然權利。受過教育的公民具備關於政府形式的知識,了解那些既能夠制衡政府權力,又能使政府運行的政治制度。他們清楚地知道,即便是“最佳”的政府形式,對於民眾的自由權利也不是充分安全的。因此,全體民眾要隨時對政府保持一種明達的、不松懈的警覺,否則不可能把政府權力關進籠子里去。

與美國公民的“受過教育”相比,智利和肯尼亞公民的“精明”更具有自我教育和自我啟蒙的含義。美國有比較健全的政治、社會制度、公民社會文化,學校公民教育也為美國人成長為民主公民提供了方便的教育環境。與美國相比,智利和肯尼亞的外部教育條件就要遜色得多。在這些國家里,公民更有必要通過自己的努力變得聰明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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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October 28, 2020 at 10:44pm — No Comments

徐贲·精明的公民與受過教育的公民(上)

與智利和肯尼亞這樣的國家相比,美國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公共生活要健全得多,具有民主知識和素養的公民有一個歷史更悠久,更為人們熟悉的名號:“受過教育的公民”。2009年11月奧巴馬來訪中國時,在給《南方周末》及其讀者的題辭中寫道,“我希望繼續維護我們兩國間的關係,並祝賀你們在分析及傳遞關鍵政治信息上的貢獻。受過教育的公民是建立一個有為政府的重要前提,而出版自由對這一有智識的公民社會大有助益”,其中“政治信息”(知情)和“受過教育”(因有知識而聰明和精明)是聯系在一起的。

民主理論中的“知情的公民”(informed citizen)概念在美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從建國時期即已如此。1780年的馬薩諸塞州憲法中就這麽寫道,“與德性一樣,普遍存在於人民中間的智慧和知識對於維護人民的權利與自由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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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October 22, 2020 at 8:10pm — No Comments

徐贲·精明的公民是知情的公民(下)

智利“精明公民基金會”的宗旨是縮小公民與政府之間的信息差別、打破政府的信息壟斷和控制、提高政府權力的公開性和透明度、鼓勵公民們進行知情的獨立思考並積極參與、幫助公民們增強集體行動的能力、保護公眾利益不受少數權貴階層的侵犯。公民們因知情而變得精明、能幹、積極參與,這符合智利社會發展的需要,也符合享有普遍共識的世界民主潮流和人權價值標準。“精明公民基金會”的宗旨和許多活動很快獲得了智利國內和國際間的認可和讚賞。

在非洲東部國家肯尼亞也有一個叫“精明的公民”(Smart Citizen)的公民組織。肯尼亞是非洲一個政治比較穩定,民主制度比較有共識的國家。1963年獨立後,肯尼亞民族聯盟長期一黨執政,1991年12月肯尼亞改行多黨制後,又連獲1992年和1997年兩次多黨選舉勝利。2002年12月,由14個反對黨組成的全國彩虹同盟在第三次多黨選舉中擊敗民族聯盟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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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October 22, 2020 at 8:09pm — No Comments

徐贲·精明的公民是知情的公民(上)

  “精明的公民”(smart citizens)是那些堅持自我治理和能力自我優化,並努力具備與之一致的知識與素質的公民。做精明的公民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積極、有效地進行民主參與,真正成為“人民政治”的主人。民主不僅是一種政治制度,而且也是一種公共生活方式。一種生活方式的誕生和存在總是伴隨著一種新類型的人的出現。相反,一種生活方式的衰亡也總是伴隨著某種類型的人的消逝。精明的公民往往是在政治民主的開端時期和公民文化的成長環境中有待充分形成的一種新型公民。

精明的公民通過自我教育獲得有關政治民主的必要知識,擺脫政治愚昧,而變得善於運用自己的頭腦。他們不那麽容易被權力操縱、愚弄,不會像群眾社會中的群氓那樣,輕易就相信蠱惑家們的動聽言辭和信仰表白。他們能夠自由而理性地思考,對事物有自己獨立的看法和判斷。具備了這樣的素質與稟性,公民才稱得上是精明的或聰明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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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October 22, 2020 at 8:08pm — No Comments

徐 賁·他們以為他們是自由的(6)

邁耶記錄的小人物常識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常識是否可以在“皮奧里亞”之城里真的提升人們總的智力水平。常識也許是有破除假象、堅持真實和真相的作用,但是。常識也是很容易被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的。所謂常識,應該是指那些能夠不證自明,可以不言而喻,直至眾所周知,最終心領神會的日常觀念。觀念是一個學習與接受的過程,觀念無法自動進入人的頭腦和想法中去,需要通過經驗或教育來逐漸形成。如果某些觀念不能從日常生活的直接經驗中習得,那就不妨從他人那里借用過來,其中的知識越普及,觀念就越可能以“正確看法”的形式變成常識。在階級鬥爭知識極為普及的“文革”期間,常識讓普通人滿眼看到的都是“階級敵人”、“黑七類”和“顛覆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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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October 9, 2020 at 4:28pm — No Comments

徐 賁·他們以為他們是自由的(5)

普通人憑借常識本能,害怕自己與別人在想法或行為上有什麽不同,害怕言行會給自己帶來麻煩。這種害怕來自“不確定性”,“不確定性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隨著時間推移,它不是有所減少,而是增加了。在外面、在街上、在普通的社區里,‘每個人’都很開心。一個人聽不到抗議聲,顯然也看不到任何抗議。”人們在私下聊天會說,“還不算太壞”,“你都看到了”,或者“你是杞人憂天啊。”盛世景象使人們選擇將害怕隱藏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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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October 4, 2020 at 2:17pm — No Comments

徐 賁·創傷與懷舊並存的災難“後記憶”(下)

極權災難的後記憶主要是由那些沒有親身經歷過這一災難的人們所擁有的。後記憶的重要特性之一便是必須借助社會、文化性質的,而非個人親身經歷的“集體記憶”,記憶研究稱其為“語義記憶”(semantic memory)。災難親身經歷者的災難敘述要傳承給後代,並在後代中形成後記憶,必須在社會中存在一種能保留災難記憶,並為此記憶提供意義指向的語義環境。惟有這樣的語義環境才能為曾經發生在個人身上的具體事件提供了一個可理解的語境。語義記憶需要借助敘述的形式,如文學作品、回憶錄、口述史、日記、歷史記敘。語義記憶還需要有公共的“記憶場所”(memory sites),如博物館、文物、紀念日或人物、公共論壇和刊物。在災難語義記憶環境不良或嚴重缺失的社會中(如中國,那里的“反右記憶”、“大饑荒記憶”、“文革記憶”都缺乏記憶環境),災難就可能被淡化或甚至美化,災難的後記憶就可能變成一種懷舊,就連一些還活著的,部分親身經歷過災難的人們都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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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May 11, 2020 at 3:54pm — No Comments

徐 賁·創傷與懷舊並存的災難“後記憶”(中)

非常重要的是,這種集體記憶並不是以對抗性記憶的形式出現的,參加者中有普通市民,學者,政界人士,也有政府官員。俄羅斯總統人權事務全權代表魯金在當天的活動中第一個登台宣讀了10名被處決人士的名單。俄羅斯總統下屬的發展公民社會與人權委員會領導人費多托夫也參加了紀念活動,他說:“毫無疑問,舉辦類似的活動十分必要。這能消除社會中的極權專制思維和行為模式。……俄羅斯在20年前就已經擺脫了極權專制,但人們的思維至今尚未告別專制社會。轉換思維方式是長期和艱苦的過程。”

然而,也就是在俄羅斯人記憶斯大林統治的殘酷與暴行的時候,斯大林的“光輝形象”卻出現在俄羅斯學生可能使用的筆記本封面上。筆記本的封面上寫有斯大林大元帥的字樣,斯大林身穿軍服,胸前掛滿勳章,顯得神采奕奕。“阿利特”出版社領導人表示,他本人對斯大林沒有好感,但斯大林是歷史的一部分,不應因為斯大林的錯誤把他從歷史中一筆勾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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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April 19, 2020 at 2:54pm — No Comments

徐 賁·創傷與懷舊並存的災難“後記憶”(上)

美國歷史學家布拉特(David W. Blight)說,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世界範圍內正在經歷人類歷史的第二次“記憶潮”(memory boom)。第一次記憶潮發生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是一種普遍的“世紀末”(Fin de siècle)心態。與上一次記憶潮相比,這一次記憶潮的特點是,許多記憶都與20世紀發生的歷史災難、創傷和“社會罪惡”有關,因此也都涉及是否應該和如何補償受害者的問題。然而,與此同時,商業利益正在與民族主義結成不神聖同盟,積極地對災難、創傷記憶進行“無害處理”,並將這種記憶轉化為一種光明神話。災難記憶與光明神話的並存和衝突因此成為第二次記憶潮的一個主要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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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April 19, 2020 at 2:54pm — No Comments

徐 賁·精英如何介入大眾文化 (下)

參議院的聽證從一開始就定下了一個基調:這不是政府對大眾文化的干預。參議員約翰·丹福思(John Danforth)表示:“聽證的目的不是為(唱片業)立法,……而只是為討論(“色情搖滾”)這件事提供一個論壇,為的是讓這件事為公眾知曉,進入公共領域,……引起全體美國人民的關注。”在聽證會上,有四位參議員發了言,PMRC和唱片業的多位代表各自表明了立場,最後還請一些專家教授和心理學家就音樂對人的行為影響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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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March 27, 2020 at 3:02pm — No Comments

徐 賁·精英如何介入大眾文化 (上)

美國現有對電影和繞舌、搖滾等音樂的督導制度是在兩個不同的“正義原則”的對立和妥協中形成的,一個保護兒童,另一個是言論自由。電影督導制度(等級區分)形成於1960年代後期,主要是針對畫面中的身體暴露和性行為,而繞舌和搖滾等音樂的督導制度則是形成於1985年以後,在後者的形成過程中可以看到美國的精英人士如何在民主憲政、法治和公民社會的運作中對大眾文化產生影響,以及產生什麽性質的影響。

1985年對於美國形成現有的饒舌和搖滾音樂督導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這一年,在一些精英人士的發起和參與下,成立了一個叫“家長音樂資源中心”(The Parents Music Resources Center,以下簡稱PMRC)的民間組織,其目的是為家長們對自己子女所聽的音樂提供必要的公共信息。PMRC的發起人和組織者是蒂珀·戈爾(Ti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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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Jemaluang 三板頭· on March 11, 2020 at 11:52am — No Comments

愛墾網 是文化創意人的窩;自2009年7月以來,一直在挺文化創意人和他們的創作、珍藏。As home to the cultural creative community, iconada.tv supports creators since Jul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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