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完全客觀的「好」，那麽在教育中教給學生哪一種「好」呢？我覺得是我們當今教育工作的一個重大現實問題。在我們傳統的社會工作中，我們大致知道應該教給學生什麽。現在有一些在過去被認為是反社會的東西，到現在變成不是不能接受的，甚至會變成可敬的。教育里面當然永遠包含一部分，教師把他認為好的東西教給學生。但是更為重要的是要把學生和孩子教育成為一個他能夠形成一個獨立人格，他能夠判斷什麽是好。當你教給他好東西的時候，也不僅僅為了讓他接受你認為好的東西，而是想通過這些東西培養他形成自己的良好判斷力。…

但是我們還是能夠理解洗腦的機制，無論出場不出場，暴力扮演了最「壓倉式」的作用。還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暴力一旦消失，哪怕減輕，那麽洗腦所得到的成果很快就會斷掉，乃至就會煙消雲散。最近我有一個朋友叫刀爾登的出了一本書《亦搖亦點頭》，寫他的讀書經驗。他說他小時候受一套意識形態的籠罩，用今天的話就是說被洗腦長大的。他說到了七十年代末之後，讀了一點其他的書，知道了一點其他的事，沒費什麽勁他就把那些東西都忘了。還有像斯大林，你從小就知道斯大林多麽偉大，所有都是正面的信息。…

我們剛才講到了教育，比如說我們就教給他們這些唐詩宋詞，我們就不教給一些我們認為不好甚至下流的的詩歌，我們教給他們數學，教給他們這樣的定義，而不是那樣的定義。至少就部分來講教育中明顯包含著強制性，所以教育和洗腦之間的界限並不是那麽清楚。從教育者的角度來看，有的人為了顯著區別二者而提出一種主張，教育不是老師高高在上把某些真理教給學生，教育本質上是一種平等的互相交流。…

剛才講到傳銷，雖然進入傳銷組織之後，他可能會對你采取一些強制的措施，但是一般情況下他不會像拉壯丁一樣把你拉進去，還是你自動去。比如IS組織（伊斯蘭國組織），它有一整套的内容灌輸給它的一些子民，把他們稱為戰士。歐洲中產階級的子弟，幾千人跑去參加IS組織，沒有人進行強迫，他們自願就跑過去了。再比如說聖殿教教徒集體自殺，當時是挺重大的事件，到最後我們也沒聽說過聖殿教教派之內有什麽強制性的措施。而教育卻明顯牽扯到很多強制因素，很多家長讓孩子彈鋼琴，很少有孩子是自己高興去彈鋼琴的，大部分都是家長哄著逼著去做。

你讓孩子背唐詩宋詞他不愛背，他不喜歡，以前都體罰現在不讓體罰了，不讓體罰你還是要有強制措施，可能到了大學稍微好一點，那種強制少一點，但是比如說上課要簽名，不來上課就會扣學分，考試不及格嚇唬你，廣而言之這些都是強制的一部分，那麽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很難說洗腦就是有強制，教育就是沒有強制。…

洗腦：強制灌輸+虛假+為洗腦者獲取利益

說到洗腦，我估計幾乎所有的人都會聯想到像《一九八四》這類小說，這也是洗腦這個概念流行起來的一個源頭。我估計大家都讀過《一九八四》，沒讀過至少也聽說過它所講的大概內容。那是一本小說，不過由於我們也是從五、六十年代過來的，所以我們知道這部小說離我們的現實也不是特別遠，我們年輕的時候生活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那時候有一個所謂「四人幫」，他們利用宣傳機器，日夜不停地給我們灌輸一套虛假的意識形態。僅僅灌輸一套虛假的意識形態是不夠的，為了能夠洗腦成功，還必須要同時屏蔽掉其他的信息，不允許其他意見聲音。…

9月4日晚間新聞時，美國三大電視臺全都報道了社會輿論對奧巴馬9月8日將要對美國學童講話這件事的強烈反應。奧巴馬曾在8月份接受一位11歲兒童的訪談時說，他在9月8日，也就是新學年開始之際，要對全國學童作一次電視講話， 談談教育和上學對學生和國家的重要性，「我希望大家能夠收看。」

總統在開學日對全國學童發表講話， 不是第一次， 里根和老布什總統都有過，為什麽奧巴馬宣布這一計劃，就造成了美國輿論的軒然大波呢·…

物理學家大衛·多伊奇（David Deutsch）在1998年出版的著作《現實之布》（The Fabric of Reality）中指出，雖然知識總量呈指數級增長，一個人想要無所不知依然是有可能的，至少可以掌握闡釋的工具，但前提是把握以下四大核心理念——量子物理和多重宇宙理論、進化論、計算機理論以及認識論。誠然，多伊奇列舉的核心理念是否充足或是否正確依然有待商榷。但他的想法在邏輯上無懈可擊，即在知識總量以指數級速度增長的今天，學習和闡釋知識的工具與知識本身至少同等重要。…

曾幾何時，「教育」似乎一目了然——接受教育意味著在校學習。一般而言，學習的年限越長，受教育的程度就越高。可在當今時代，關於「教育」的傳統共識已不再適用。有證據表明，在校學習與教育之間的因果關係若非蕩然無存，也已然岌岌可危。

近期英國廣播公司（BBC）的一篇報道，調查了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兒童接種可預防的兒科疾病疫苗之間的關聯。該報道援引了多項發展中國家的權威研究，結果均顯示，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兒童疫苗接種率之間存在正相關。換言之，母親受教育程度越高，孩子接種疫苗的幾率就越大。這一關聯毫無爭議。…

民主話語的理性邏輯和說理是納粹非理性話語的死敵，也是阻止納粹非理性話語徹底勝利的最後希望。不久前，受南京大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心之邀，德國漢學家、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顧彬教授與董健、丁帆、王彬彬、蘇童、葉兆言、畢飛宇、黃蓓佳等學者、作家討論到中國語言的現狀，「重新學習中國語言」成為一個受關注的問題。在那次會議上，顧彬提到，從1933年希特勒上臺到1945年下臺這十二年，德語遭到了汙染、歪曲，德國作家們不得不要重新學習德語。一位與會者深有體會地說：「我回想我本人在六十年代寫的文章，那是用汙染了的語言。可是我們沒有察悟到，這一點我覺得給我觸動最大。我重讀賀敬之的《雷鋒之歌》，小說《歐陽海之歌》，重讀劇本《霓虹燈下的哨兵》、《豐收之後》、《年輕一代》……重讀了一大批作品，那種語言的汙染確確實實是存在的。」…

江蘇電視臺的一個時事評論節目主持人，有一次以罕見的媒體人的激情和坦率評論道，現在中國的食品、用品、商品、語言、活動、人際關係充滿了虛假，「什麼都是假的，只有王八是真的，因為王八本來就叫假（甲）魚」。



不錯，虛假、偽裝、謊言、假面充斥於當今的中國社會，但真實並沒有從此絕跡，因為這位主持人說的就是真話。而且，無論「假」多麼盛行其道，但畢竟不能以假的名義作假。「假」必須說自己是真的。這就像最強橫的專制也必須以「民主」的名義實行專制一樣。在這世界上，真和假、美和醜、是與非畢竟是有區別的，而且是可以分辨的。

在《說謊概要》（Concise Book of Lying）一書中，蘇里文（Evelin…

Individuals and societies face motivating, inspiring and potentially broad difficulties as a result of digitization and virtualization in edu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achine learning in education will be important drivers of growth and innovation, just like they have been in all industries. Individuals should be able to build more comprehensive expertise, knowledge and abilities, as well as release their innovative potential, using smart and intelligent educational methods and…

President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JA Worldwide

This article is part of: World Economic Forum Annual Meeting

Source: Jan 2, 2023 Forbes



Education 4.0 reimagines education as an inclusive, lifelong experience that place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skill-building on the learner, with teachers and mentors acting as facilitators and…

註:

1 在台灣，practice 一詞一般會譯作「實際」，而 praxis 則譯作「實踐」。本文按台灣譯法。

參考文獻

許楓萱（2009）。《變色龍教師探尋之旅 ─一位高中教師實踐 A/r/tography 的敘說研究》（未出版博士論文）。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北，台灣。



歐用生（2010）。《課程研究新視野》。台北，台灣：師大書苑。

Aoki, T. T. (2005). Curriculum in a new key: The collected works of Ted T. Aoki (W. F. Pinar & L. Irwin, Eds.). Mahwah, NJ:…

結 語

過去教師一直被視為「研究者」，後來又被期待為「藝術家」，最近更有 A/r/t 的概念，強調教師游移於研究者／藝術家／教育者的角色之間，進行研究、教學和創作，由此將理論、實踐和創造結合起來。詩性智慧和 A/r/t 都是後現代課程研究的概念，放棄傳統認識論或方法論的典範，轉而重視存有論和詮釋學、美學、藝術的觀點，探討理論與實際的辯證關係，期待教師在自我研究、生活探究或實踐者的研究中，將課程理論化，以發展自己的實踐智慧。



本文主要從理論、實際及其辯證關係的觀點，探討詩性智慧和 A/r/t…

這種存有論的辯證觀超越批判教育學的辯證觀，不將辯證化約為認識論的形式，而只是理性的理解工具；亦不將辯證視為只是受普同法則約制的方法論，而使辯證變成僵化的意識形態。存有論的辯證並非從方法論開始，它始於人類存在的事實，和影響這些事實的社會、歷史因素。



這種辯證觀不重視複雜的理論的術語，而用肉體特質的語言，用感動心和靈的語言，用有感情的、思想的和歷史感的語言，在現場中實踐，說出我們的鬥爭和努力，走出是甚麼（what is）的限制，邁向可以怎麼樣（what could be）的論述。存有論的辯證與歷史的時刻常在，與活生生的人對社會存有的鬥爭一起轉變，將辯證的認知視為參與生活的手段或一種生活方式。這時，教師不僅是A/r/t，亦成為辯證者，成為實踐的哲學家。…

在這時刻，數學的學習就像是一種沉思的實際，亦是一種存有，就像畫家沉醉於樹林的寫生時，他感覺到不是他在畫樹木，反而是樹木在看他（Montgomery-Whicher, 教師的課程理論化：從詩性智慧到 A/r/t 25 2005）。如 Morris（2008）說的，作曲家並沒有作曲，並沒有告訴曲要怎麼譜，而是曲譜引導作曲家，而創作出優美的譜曲。教師或研究者亦是讓文字引導他，文字自己走進研究報告來，增益自己的實踐智慧。所以不僅師生在學習數學，數學亦和人類

對話，學習畢氏定理不是在記憶公式，並正確回答考試問題，而在理解其方式、相關、互賴、徵兆和豐富性。在這種學習的沉思感中，「學科的學習同時亦是精神的、靈性的鍛鍊」…

A/r/t 的研究者 Guyas（2008）是一位攝影家和學者，從小生長於芬蘭的小島，由於親海、愛海，流動的水成為她攝影、研究的主題和隱喻。她說，當她專注於攝影機，捕捉美的瞬間時，雖然將自己與周遭環境抽離，仍感覺到自己存在，隨時準備應變。水讓她充滿生氣，水的流動感動了她，隨着流動的水，將自己的視覺、攝影機和周遭環境關聯起來，聚焦於類型、動作、顏色、味道和節奏的變化。這種整全的覺醒形塑了她的哲學，教導她關於自我、存有論和認識論，這不是文字可以描述的。

她這樣寫着：「我回到水的場域和聲音，以求舒適、智慧和引導，水是我的老朋友和導師，治療我的傷，激發我的精神，我感受、觀察和分析這種感覺，雖然找不到答案，卻慢慢朝向寧靜，並積極的靜止，協助我超越認知去思考」（Guyas, 2008, p.…

由此觀之，探究實際就是在研究自我（Leggo, 2008）。A/r/t 可以說是自我塑像（self-portraiture），是在呈現和反省個人的生活，以獲得新的洞見和理解；就像大部分塑像（或藝術品）都是自我塑像，研究亦是研究者透過被研究者雕塑自己的畫像，藝術、研究和教學彼此互相包含，都是生命、自傳俗民誌和自我塑像的一部分。



自我研究是一種表演、自我定義、自我展現、自我探究，在參與自傳、故事的書寫；生活在自傳中尋找創造的活力，用新的方式書寫自己，將別人書寫的我加以重寫，超越邊界、疆界和限制，試驗不同的文本形式，展現不同的聲音。

但 A/r/t…

A/r/t 特別注意到游移的空間，在此，語言、影像、物體、情境、空間和時間同時發揮作用，意義亦由此產生。Irwin & Springgay（2008）認為，這種方法論的思考正是Deleuze & Guattari 所說的地下莖（引自 Roy, 2003），地下莖的每一分支在彈性的動態關係中流動地組合，富有變化，或反常地突變，意義和理解不再是從一個原生點呈現出來，而是複雜的、關係性的、意外的。地下莖活化了游移的空間，邀請教師去探討藝術創作、研究和教學的縫隙，這個空間成為社會、文化和自然的轉型場域，成為圍繞着主體、主體間的地方，讓主體由維持均衡和整體的保守力量，轉向生成和對未來的開放。地下莖和游移打破二元論，不只是身體的位置或物體的移動，而是一個過程，一種移動和意義的易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