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話語的理性邏輯和說理是納粹非理性話語的死敵，也是阻止納粹非理性話語徹底勝利的最後希望。不久前，受南京大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心之邀，德國漢學家、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顧彬教授與董健、丁帆、王彬彬、蘇童、葉兆言、畢飛宇、黃蓓佳等學者、作家討論到中國語言的現狀，「重新學習中國語言」成為一個受關注的問題。在那次會議上，顧彬提到，從1933年希特勒上臺到1945年下臺這十二年，德語遭到了汙染、歪曲，德國作家們不得不要重新學習德語。一位與會者深有體會地說：「我回想我本人在六十年代寫的文章，那是用汙染了的語言。可是我們沒有察悟到，這一點我覺得給我觸動最大。我重讀賀敬之的《雷鋒之歌》，小說《歐陽海之歌》，重讀劇本《霓虹燈下的哨兵》、《豐收之後》、《年輕一代》……重讀了一大批作品，那種語言的汙染確確實實是存在的。」（引顧彬語）

語言的汙染當然不會僅僅發生在小說寫作中。說理，尤其是公共說理，更會受到同樣的汙染。說理是一種特別與「書面文字」（區別於「口語」的「文字」）相關的表達形式。說理的交流特別得借助於文字。邏輯謬誤出現在口頭話語中，一句接一句，往往不可能一下子「聽」出來。當然，在文字表述中，如果只是「粗讀」，也是讀不出來的。所以，說理教育的一項基本的學習和閱讀訓練就是「細讀」（close reading）。

「細讀」是一種專注的閱讀，也是一種開放式閱讀。「細讀」要求讀者先擱置自己的立場和想法，從寫作者的角度看看他說的是否有道理，評估文本是否能夠自圓其說、言之有據、論之有理。邏輯是評估的關鍵部分，但並非全部。「細讀」還要對文本的內容有所思考和判斷，看它是否符合普遍道義原則，如尊重他人的自由、平等和尊嚴。說理反對極權宣傳的理由不僅是因為極權宣傳無邏輯、非理性，而且更是因為極權宣傳的目的是幫助維護一種專制、排斥、迫害、不民主、非正義的政治、社會制度。「細讀」的人不是一個被動的文本閱讀者，而是一個以價值判斷積極介入公共生活的獨立思想者。

學生們從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學，「細讀」一直是他們學習並實踐公民思想的一種人文訓練。大學的人文教育也就是「自由教育」，它正是在細讀經典文本的過程中進行的。在古代，當文字被人們很神聖地對待時，無需強調細讀。像《聖經》、四書五經或其他經典，都是被讀了又讀，甚至能夠背誦的。自從有了現代印刷機，再加上社會中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普及，閱讀漸漸失去了它昔時的嚴肅性，甚至變成一種消遣。「細讀」要糾正的正是那種囫圇吞棗、粗淺流覽、人云亦云式的閱讀。今天的網上閱讀大多數便是這樣的粗淺閱讀。在《娛樂至死》中，波茲曼對大眾文化時代人們因閱讀和接受習慣的改變而喪失思想能力充滿了憂慮，尤其對人們放棄批評精神和懷疑態度發出了警訊。他認為，就說理而言，寫作優於口語，寫作的表述方法會對文化有較健康的影響，他在《娛樂至死》裏說：「印刷文化的認識論在日益衰退，電視文化的認識論在同步壯大。這些都會在大眾中產生嚴重的後果，其中一個後果就是我們將（因思想幼稚而）變得越來越可笑。」皮亞傑的理論是，只有口頭語言的人在智力上不及有書面文字的人，而「電視文化」裏的人比前兩者都表現得智力低下。

說理是一種思想能力，它要求我們盡可能全面、完整地把握討論的問題，采取一種真實而客觀的態度。這就需要說理者隨時當心在說話和文字表達過程中的邏輯和論證。同時，說理者還必須能夠了解和判斷對方的態度和不同立場。在判斷說理可靠性的時候，他要同時做幾件事情，「包括把判斷推遲到整個觀點完成時做出;把問題記在腦中，直到已經決定何時、何地或是否能回答它們;用所有相關的經歷作為現有觀點的反證。還必須能夠舍棄那些同所涉觀點無關的知識和經歷」（波茲曼《娛樂至死》，2004版，P32-33）。

如果一個社會中有許多人都能夠經常地、有意識地這麼做，他們就能夠幫助提高整個社會的思維、判斷、說理能力，也能夠在此基礎上幫助維持一個理性、開放、多樣化的公民社會和民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