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得出這些重大結論後，通常法官都會作出對我方有利的裁決。可此案絕非尋常，戈特爾法官也就隨後作出了一些奇怪的不合邏輯的決定。

首先，他辯解說，雖說特別檢察官的聲明是違法的，不合時機的，但它並沒有違反“庭外協議的具體內容”。法官承認該協議確實明確地禁止“在認罪後向記者發表聲明”，但他強調“協議中沒有提到判決後向記者發表談話的問題。”（他故意視而不見這樣一個事實，即判決明擺著在認罪之後，因此沒有必要再加贅述。）耍了這樣一個怯懦的小手腕，法官就可以作出結論說，特別檢察官的聲明並沒有在技術上違反《聖托貝羅》案例法的規定。

第二，戈特爾法官轉而討論特別檢察官在州法院量刑時，實際上所作的建議是什麼。在這個問題上他的結論也是對我們有利的：…

我們已經完成了我們預定的任務。法庭明白無誤地記錄下米利亞法官，曾經在報紙上看到特別檢察官“對聯邦法院的判決極為不滿”的報道；同樣不容置疑的是，當米利亞法官看到這篇報道時，他意識到特別檢察官有責任向自己建議，判處博格曼相同的刑期。因此，無可爭議的，特別檢察官清楚地向米利亞法官傳遞了，他對自己並非情願地向州法院正式提出建議的真實想法。這樣特別檢察官就可以到米利亞法官面前，拉長臉正式建議他也判處4個月徒刑，與聯邦徒刑同時執行；他自己心里明白米利亞法官知道他的真實觀點是，如果法官當真接受他的“建議”，特別檢察官當真要“極為不滿”了。

餘下來的聽證過程就平淡無奇，全是公事公辦了。新聞媒介對這次聽證極為重視，每天晚上在電視新聞節目里都播放聽證人參加者的速寫畫面。在聽證會即將結束之時，《紐約郵報》刊登了一篇羅伯特·李普賽特寫的專欄文章，我的家人讀到這篇文章時極為惱怒不安。該文有如下評論：…

我隨即開始對核心問題進行質證，使米利亞法官承認他是《紐約法律報》和《紐約時報》的長期訂戶，每天都閱讀這兩份報紙。我還使他承認，他收集了一份關於博格曼案件的剪報匯編。米利亞法官明顯地感到，他如果堅持說他對自己司法生涯中處理的最重大案件、報紙上頭版頭條的新聞一無所知的話，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自圓其說的。他變得閃爍其詞，後來他承認他在報紙上看到弗蘭克爾法官作出判決的消息：

問：在弗蘭克爾法官對博格曼博士作出判決的第二天，《紐約時報》頭版頭條刊登了一篇與此有關的文章。

現在當著你的面，我是否可以有把握地說你肯定看過這篇文章？

答：是。…

很明顯，特別檢察官海恩斯認為他的形像，比實現他在庭外協議中應許的承諾更重要。他支持這位新聞專家的意見，決定發表一篇公開聲明，對弗蘭克爾法官可能在判決中作的任何“從輕”處罰進行抨擊。雖然他明知這麼做會破壞他和博格曼的辯護律師達成的庭外協議，他仍然決意不預先通知對方他有意發表聲明。

聽證會完全證實了我們的懷疑。更有甚者，對弗蘭克爾判決進行抨擊，全然不是一種心血來潮的衝動，它是有計劃有預謀地用來維持特別檢察官“形像”，甚至以破壞庭外協議作代價也在所不惜。當戈特爾法官了解到這種預謀時評論道：“出現了一些始料不及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