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隨即開始對核心問題進行質證，使米利亞法官承認他是《紐約法律報》和《紐約時報》的長期訂戶，每天都閱讀這兩份報紙。我還使他承認，他收集了一份關於博格曼案件的剪報匯編。米利亞法官明顯地感到，他如果堅持說他對自己司法生涯中處理的最重大案件、報紙上頭版頭條的新聞一無所知的話，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自圓其說的。他變得閃爍其詞，後來他承認他在報紙上看到弗蘭克爾法官作出判決的消息：

問：在弗蘭克爾法官對博格曼博士作出判決的第二天，《紐約時報》頭版頭條刊登了一篇與此有關的文章。

現在當著你的面，我是否可以有把握地說你肯定看過這篇文章？

答：是。…

很明顯，特別檢察官海恩斯認為他的形像，比實現他在庭外協議中應許的承諾更重要。他支持這位新聞專家的意見，決定發表一篇公開聲明，對弗蘭克爾法官可能在判決中作的任何“從輕”處罰進行抨擊。雖然他明知這麼做會破壞他和博格曼的辯護律師達成的庭外協議，他仍然決意不預先通知對方他有意發表聲明。

聽證會完全證實了我們的懷疑。更有甚者，對弗蘭克爾判決進行抨擊，全然不是一種心血來潮的衝動，它是有計劃有預謀地用來維持特別檢察官“形像”，甚至以破壞庭外協議作代價也在所不惜。當戈特爾法官了解到這種預謀時評論道：“出現了一些始料不及的因素。…

聖托貝羅對這個判決進行上訴，認為檢察方面違反了庭外協議。像博格曼一樣，聖托貝羅在紐約州各級司法機構進行申訴都沒有結果，不得已而要求聯邦最高法院下令暫緩執行他的判決。與博格曼不同的是，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批准暫緩執行，隨後他的案子在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面前進行了辯訴。首席大法官沃倫·伯格作出裁決，認為由於檢察官向量刑法官建議判刑而違反了庭外協議。

博格曼聽證的關鍵問題,就是從聖托貝羅案例法中直接引出來的：特別檢察官公開批評弗蘭克爾法官的判決是否違反了庭外協議？量刑法官是否知道他作了這種批評？

審核證據的聽證一般都不會有什麼使人感到出其不意的地方，因為基本事實對雙方來說都比較清楚；這些情況都記錄在案以供此次聽證核查。可是這場聽證卻不斷爆出冷門，有時還有驚天動地的新發現。…

辯訴結束後，沃德法官回到他的辦公室，他答應很快就公布他的結論。這是十萬火急的關頭——還有16個小時博格曼就會被關進監獄了。如果沃德法官作出不利於我們的裁決，當天再上訴也來不及了，上訴法院第二天早晨10點半才上班，那時博格曼已經入獄半個鐘頭了。我們覺得通過辯訴已經說動了沃德法官，可是，他隨時都可能再次改變看法。

過了大約30分鐘——這30分鐘就像30個鐘頭那麼難熬——沃德法官從辦公室里回到法庭，開始慢慢地念他的裁定：

雖說司法部長已經表示本案中牽涉到的事實,與本庭經常碰到的情況並無特別不同之處，本庭對此不敢茍同。圍繞本案而發表的文章、評論、新聞廣播並非我們熟悉常見的那種。本案將被受理，這將會在今天下午受到媒體強烈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