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迪烏的論點中，正如拉岡所曾經說過的錨定點，「理念」具有歷史性的錨定功能。透過「理念」這個介於真實與符號之間的媒介，個體得以尋得某個對象，以便回應事件。然而，當某實體化之物或是觀念便被當作真理之符號，固定住真理，那麼真理便只能以其擬像出現，而失去其偶然性、難以定義、難以捕捉、瞬息即逝的面向，理念便也無法呈現真理。如果不承認真理之短暫性，而以全稱的方式固定真理，那麼革命所帶來的解放政治便會走到其對立面，而以一個又一個的偽裝面貌出現，甚至以國家之名固定其權力的位置（Communist 246-48）。相對於掌握財產的「城市擁有者」（bourgeoisie），巴迪烏的「邏輯革命」便是強調共產主義理念使不具身分與地位的「無產者」得以持續出現。由於這個集合內的「外場所」持續出現，而現有的場所邏輯的穩定狀態也因此被改變 （Communist260）。正如托斯卡諾（Alberto…

至於巴迪烏所強調的新思想的發生以及普世性原則，也值得我們進一步討論。相對於洪席耶所檢視的話語邏輯，巴迪烏分析的是主體與思想辯證過程的形式邏輯。巴迪烏所著重的普世性與真理過程，不是透過知識描述的結構，而是無法計算與不佔空間者的出現，是從可命名、可辨識、可決斷之處撤離，所謂思想的曲線。[37] 巴迪烏的肯定式（affirmative）哲學，使我們可以思考政治性主體出現的背後路徑，以及其岔開甚至失敗的環節。巴迪烏所分析的文化大革命作為二十世紀歷史事件的代表性例子，便相當具有啟發性。巴迪烏認為，如果以邪惡、浩劫、死亡人數來定位二十世紀的幾個政治事件，我們就無法思考二十世紀的難題。巴迪烏要以二十世紀如何以「思想形式」出現作為他的思考工作，分析這些主體如何成為主體、如何思考自身，以及這些思想的形式邏輯，以便二十世紀向我們呈現的難解之謎得以被思考（Century…

試圖以全稱方式為事件命名，則放棄了「說一半」的軟弱位置，而可能帶來不可預期的「惡」。 「事件」是解消政治之「惡」的可能性。事件帶來變化，使情境結構與知識體系之外無法預期的事物得以出現，也可以隨之消逝，正如巴迪烏討論保羅時所說的「基督事件」（Christ event），指向了「可能即將降臨的變化」（a coming），事件是情境中「某個相異的他者」的出現（Ethics 28）。因此，對巴迪烏而言，真正的倫理，就是拒絕倫理意識形態，承認「多」的狀態，暴露知識結構的極限，而將知識結構無法思考、無法辨識與無法命名的真相帶出來。這個解離與扣除的工作，是一種思想的勞動，以便揭露一個新的思想身體，新的主體。

四、「缺口」與「空」的分離之力：重新思考平等與公共…

（四）新思想的發生與扣除原則：扭轉之力與「說一半」的真理

「新」的思想，要如何發生？巴迪烏說，當「主體－思想」打破固定邏輯而出現，如同盧克萊修（Titus Lucretius Carus）所討論的原子撞擊而產生的「偏移」（clinamen），透過「扭轉之力」，由內部展開新的思想層次（internal fold），正是知性「獨一無二的局部化過程」（singular localization）。巴迪烏所說的局部與整體之間的無限辯證程序，就是思想的發生：不可知、無法計算、不成為結構性知識的真理，正是透過此思想發生的過程才得以出現。[34]…

巴迪烏說，「印跡」（trace）指向了「切割機制」（the regime of the cut）。「命名」就是「切割」，介於物質的湧發（phusis）與話語邏輯（logos）的交界處：命名暫時固定意義，也暫時遮蔽其運動的整體狀態（Logics480）。巴迪烏的「印跡」與「切割」的概念，靠近了海德格所說的話語邏輯與再現關係中詞語之命名既揭露又遮蔽的雙重運動，也靠近了拉岡延續海德格的詞語裂隙概念而提出主體「紋身」（tattoo）而標記自己的符號法則與「切割功能」。拉岡將主體與話語問題拉到符號性的表記層面，任何文本都會透露出主體的位置以及其未說出的真相，然而閱讀此真相，則需要反向回溯並且迂迴繞道而行。在《講座十一》中，拉岡以莫比斯拓撲環，說明符號界與想像層的交接處（point of intersection）是一個「空」（void） 的拓撲空間（Lacan, Four 156）。拉岡的後期著作延續了這個拓撲概念，以緊密而不佔空間的（compactness）拓撲面，來說明作為小他者的對象物（objet petit…

巴迪烏關於「局部化／在地化」內部翻轉的構想，使得我們可以思考作為集合個體、社會與國家之內部更新與重組之可能性──每個個體都是變化與更新的最小單位，都在「空的邊緣」，都因為內部的「空集合」而會發生變化，而每個單位的變化也會促成整體的持續變化。然而，這個變化無法自然發生，而必須透過政治性的行動，透過從「一」的被給定結構中解離、扣除，才能夠進行重構的程序。顯然，巴迪烏所謂的場所邏輯的內部翻轉，與洪席耶所討論的話語邏輯之內在空隙，是不同位置的詮釋角度。巴迪烏的邏輯翻轉與更新，並不是在現象上的顛覆，而是在邏輯上的重組。他的邏輯重組建立在「主體－思想」的前提，而主體便是翻轉邏輯的行動。我們需要繼續進入巴迪烏所論作為原理與形式功能的「主體」，以及主體的「邏輯行動」（logical act）與「邏輯反叛」（logical revolt），以便進一步討論巴迪烏與洪席耶對於政治性主體的詮釋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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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一分為二」，巴迪烏在2011年出版的英文版《黑格爾辯證法的理性核心》中回覆譯者的訪談時表示，史達林由於其政治操作而將黑格爾「一分為二」的辯證法粗俗化，並且趨向僵硬，毛澤東的思想則由於其中國文化背景以及其特殊政治經驗，而充滿細緻的辯證性。但是，巴迪烏也指出，毛澤東所面對的問題，是黨的內部辯證運動以及黨的形式化之間的矛盾，而黨的形式幾乎摧毀了黨的辯證運動內涵（Rational Kernel90,…

巴迪烏探討這個「政治－去政治」問題的方式，便是避免陷入糾纏的話語表述與歷史細節，而首先以形式邏輯進行關於作為「一」（One）的紐帶（bond）之檢討。根據巴迪烏的分析，無論是「群眾」（masses）或是「政黨」（party），在代表「一」而具有統合性的紐帶之下，必然會因為此束縛而被去政治化。巴迪烏認為，若是只討論群眾認同高度理想化的替代性紐帶而被組織與凝聚，發生群眾運動，頂多說明了歷史現象的邏輯，這種說明實際上並沒有對政治進行理論性的論述。巴迪烏指出，群眾只是「存有」出現於「空的邊緣」的「眾多」（a multiple on the edge of the void），輕易透過想像而被凝聚於具有群性之紐帶，例如領袖、國家、神等想像符號（imaginary emblem）。巴迪烏以集合概念說明在「一」的紐帶之下，官僚體系作為集合體，更容易聚合同質性的組成分子，計算其部分與子集合（the parts, the subsets）；除非具有鬆動「一」的紐帶組織之力量，不然被組織的群眾本身並不具有政治性（“Politics…

巴迪烏以及這些批評者對於洪席耶的分析，其實也讓我們看到巴迪烏與洪席耶兩人的不同詮釋位置。洪席耶所分析的話語邏輯的內在缺口以及重新分配，或是從一個政治到另一個政治的轉換，對巴迪烏而言，是「水平式」的移動；也就是說，洪席耶所處理的主體化行動是在歷史脈絡中針對不平等計算模式所啟動的抵抗。非同一與非共識的主體化行動，是在時代話語主導法則的外部或是邊緣，透過否定與揚棄的方式，來展現政治行動的出現 （“Rancière and Apolitics” 115）。對巴迪烏而言，他更關注於集合內部如何可能發生變化的問題。巴迪烏反覆討論主體「計算為一」以及解離（unbinding）「一」之綁束，不過，他提出了「沒有一的多」（multiple-without-One）以及「內在性無限」（immanent infinity）的開放集合概念，來討論解離的路徑（“One, Multiple, Multiplicities”…

三、巴迪烏的「計算為一」與「空」的邏輯反叛

（一）水平與垂直之間或是之外

如果我們暫時離開洪席耶的理論架構，退一步思考，並且借用洪席耶所提出的治理體系與政治介入的對立作為分析框架，那麼，我們是否會如他在《政治的海岸線》（The Shore of Politics）一書中所檢視的，永遠面對著海洋與陸地之間不斷湧動的一條不穩定的線？進一步的問題便是：暫時出現而處於消失中的政治性主體，是被潮水所決定的消失，還是自主性的撤退？…

相對於實際政治的操作，洪席耶強調文學與藝術的政治性在於話語中所展現的治理性感知分配與自身感受性存在的差距。洪席耶的政治主體性必然在文字秩序與身體秩序的雙重迴路中被捕捉，也在此雙重秩序中進行重組。人們透過時代性的敘事模式學習自己參與社會的位置，也學習接受自己被給定的使命；當身體僅以其可見性的價值進入文字秩序，身體便被此秩序界定其功能，劃分社會位置。然而，在這套表面上安置穩當的社會位置之中，不平等必然存在，必然有自身與這套符號秩序之間不可共量的差距，而且只有在個別的感受中被經驗。身體感受性有其超出於可見性機制的不可計算處，文字也有其透露出無法被理性模式所涵納的主體性位置以及感性痕跡。這個不可共量的差距，不同於同時代文學藝術形式的既定邏輯，也不同於同時代習性社群的感受性邏輯。文學與藝術時常便是在呈現不同的感受空間以及不同位置之間的衝突與矛盾；換句話說，只有在身體式的銘刻中，才能夠回溯此話語理性的計算方式，以及其所排除的感受性狀態。文學、劇場與藝術都是不同感受位置的銘刻，如同劇場一般，再次展演衝突的場景。[24]…

到底什麼是「私有化」（privatization）？什麼是真正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私有化過程不僅是指生產機制或是財產歸屬的私人所有權，也包括了更為廣義的生產關係、生產原料、產品複製的生產線、產品行銷的交換模式、公共事務的處理程序，以及媒體管道等等面向的壟斷。洪席耶對於政治哲學的檢討，對於不同政體共識理性的批判，已經讓我們理解他的長期工作便是要指出不同話語理性對於公共空間的獨佔與私有化。對洪席耶而言，政治與民主化的工作，便是打破獨佔與私有化的合理化邏輯。洪席耶指出，當今自由主義與民主政體之下，政府自己制定法律，人民代表大致來自於類似的養成背景，政府官員同時兼任或是指派親信擔任國營公司的管理部門，政黨與公共工程招標之間共有利益關係，財團巨賈透過大量投資而獲得參選資格，私營媒體透過公共管道而壟斷媒體王國，都是各種形式的獨佔與壟斷──「在國家寡頭統治與經濟寡頭統治的堅固結盟之下，對公共事物進行全面壟斷」（“Rationality”…

「扭轉就是偏差，是根本的傷害」（cette torsion est le tort, le blaberonfundamental）。洪席耶說明，「傷害」le blaberon原本的字義便是「流向中斷」：中斷既有的理性計算邏輯；第三，洪席耶指出，一無所有的人們以「偏差之名」認同一個共同體（la communauté au nom du tort），中斷原有的話語秩序，改變分配的秩序，就是政治的「構成性偏差或是扭轉」（le tort ou la torsion constitutifs）（La mésentente 28, 34；洪席耶 30, 38）。洪席耶說：「政治的起點，就是這個主要的偏差：在算術式秩序與幾何式秩序之間被人民的空洞自由所創造出來的懸置。……這不是要求賠償的傷害，而是在說話者的分配核心引入了不可共量性」（La mésentente 40；洪席耶 45）。洪席耶以中斷原有秩序作為政治的起點，同時也說明了共同體的共有根基起源之不可能，而必須不斷地被構成與修正。…

民主政體也受制於共識結構論述的陷阱。當代思想對於民主政治展開了各種批評，包括民主是自由主義式的多數者統治，或是民主所宣稱的自由主義無從抵制無處不在的資本主義邏輯。



但是，對於洪席耶而言，這些批評雖然成立，卻並沒有揭露核心問題。洪席耶認為民主的問題癥結其實正在於「共識結構」的悖論：民主政體以「人民」（demos）作為共識基礎，但是「以人民作主」的「人民」本身只是個「空的名字」（le nom vide）。





原本「人民」只是無法參與城邦的「平民」（demos），人民作為「無分之分」而出現，擾亂了城邦治理的穩定結構與理性邏輯，使得政治秩序得以重新分配。[17]…

洪席耶刻意將一般意義上所謂的政治操作定位為「治理」（police），以有別於他所要展開的「政治」（la politique）的特定意義。[13]「治理」（police）的拉丁字源是politeia，意思是對於城邦的治理（gouvernement de la cité）。因此，police的字義包含了對人民的治理、管理、規範與設定秩序。洪席耶特別強調，他所使用的…

二、洪席耶的「計算為一」與話語所銘刻的「缺口」

（一）感知分享的話語邏輯與計算理性的共識結構

洪席耶的核心思想在於處理穩定的權力結構之下，政治性行動如何使不可見與無分者得以出現。洪席耶認為，一個時代的政治、藝術、設計、科技、商業與日常生活所參與的世界，都從屬於其所「分享」的話語結構與感知機制（the regime of the sensible）。洪席耶所說的「分享」（partage），同時意味著在整體之下共同享有…

毛澤東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針對國際形勢，發表了關於「一分為二」以及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的分析。毛澤東關於「一分為二」的概念來自於當時的馬列教科書，也來自於他閱讀列寧1915年《哲學筆記》的心得。



列寧指出，「統一物分裂為二」以及「對於其矛盾部分的認識」，是黑格爾辯證法的核心；列寧也說明，任何一個命題，或是原子核（nucleus），或是馬克思《資本論》以商品作為分析資本主義過程的一個細胞（cell），都可以作為辯證過程的胚胎，從其中觀察並且揭示辯證過程的法則。[2]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透過他所謂經濟形式整體之「細胞」…

原题：「計算為一」與「一分為二」：論洪席耶與巴迪烏關於「空」與政治性主體之歧義

一、序論：「一分為二」與政治主體的問題

二、洪席耶的「計算為一」與話語所銘刻的「缺口」

三、巴迪烏的「計算為一」與「空」的邏輯反叛

四、「缺口」與「空」的分離之力：重新思考平等與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