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一分為二」，巴迪烏在2011年出版的英文版《黑格爾辯證法的理性核心》中回覆譯者的訪談時表示，史達林由於其政治操作而將黑格爾「一分為二」的辯證法粗俗化，並且趨向僵硬，毛澤東的思想則由於其中國文化背景以及其特殊政治經驗，而充滿細緻的辯證性。但是，巴迪烏也指出，毛澤東所面對的問題，是黨的內部辯證運動以及黨的形式化之間的矛盾，而黨的形式幾乎摧毀了黨的辯證運動內涵（Rational Kernel90, 95-96）。「一分為二」從持續辯證轉化的運動轉變為意識形態的形式化對立，是二十世紀歷史過程中所凸顯的問題。巴迪烏指出，二十世紀歷史過程中「一分為二」所導致的美帝國與社會主義的兩大陣營對峙，其實是辯證動力的停滯，其中隱含了「合二而一」的保守主義思維。冷戰時期美帝國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主要對立，以及看待此對立的兩種思維──共產主義所看到的階級對立，以及法西斯主義所看到的民族與種族對立，都是對立的絕對化，後者的延伸性對立更引發了韓戰與越戰。二十世紀兩大陣營的對峙，背後持續透露出渴望透過暴力而獲得統一，並且認為這種統一是真理。這種將現實固著於辯證對立的一端，以表象固定，並且企圖從表象消滅此對立，其實已經否認了「一分為二」的辯證運動之持續發生（“One Divides into Two” 58-67）。

巴迪烏所指出的「一」的紐帶問題，並不僅限於二十世紀的解放政治，也不只是歷史性的問題。在當前的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社會中，自發主體在全球化的結構之下流動，「一」的總體化效果更為顯著，而其運作則更為隱匿。其顯著的原因在於，民主政黨政治操作選民與公民意識，或是資本主義邏輯鼓勵自主性經濟主體或是利益競爭，都是讓主體以自發與自由的方式實踐其所認知的權利分配、利益追求或是公民共識。但是，此運作裝置所隱匿的，則是以貨幣交換原則與形式平等作為「一」的核心邏輯。無論是國家利益或是資本主義利益，驅動交換的隱藏邏輯無法被輕易辨識或是認知，使得在地性的經濟結構不得不改變，也因而失去了經濟體的主權。在資本擴張以及全球供需結構下分工的移動人口，更成為無法擁有公民身分的非公民。這些都是我們當代所無法迴避的問題。[28]

巴迪烏所論及的「一」的邏輯、整體中被計算的部分、脫離整體邏輯的反叛，都與洪席耶的核心關注非常靠近。然而，不同於洪席耶的「水平式」思考，巴迪烏強調「沒有一的多」以及「內在的無限性」，暗示了一種不同的向度。巴迪烏曾經以他與德勒茲的差異，說明水平與垂直的不同超越路徑。所謂「水平式」思考，意味著必須以抵抗的方式來抗拒整體化的機制，而從結構中逃逸。德勒茲以水平軸來思考如何可能脫離於垂直組織由上而下的層級化，例如上帝統攝眾生，或是國家意志組織人民生存。巴迪烏批評德勒茲為了抵制上下層級的統攝，而陷入了水平式逃逸的固定思維，以「外部」對立「內部」，以開放相對於封閉，以逃逸路線顛覆垂直超驗的「一」，卻製造了水平模式的超驗（“horizontal” or virtual transcendence），而無法思考集合內可能發生獨一性與多數狀態變化的可能（“One, Multiple, Multiplicities” 79-80）。巴迪烏所提出的拓樸式集合空間內部的多維變化，便是不受限於垂直或是水平的向度，而強調集合中的內部更新。巴迪烏強調的是集合「內部」得以出現新集合或是新主體的可能性，而這個可能性發生於每一個主體的內部翻轉而出現的新思想。這個內部翻轉而出現的「徹底局部化」或是「徹底在地化」（radical localization），便是巴迪烏思考如何不被「整體」（global）的「一」所化約，如何不與國家共構，不依賴政黨，而朝向知性辯證的思想變化，也是他所指出的「普世性超驗」。巴迪烏指出，使思想逃脫「一」（the One）的局限，同時要避免再度建立總體性的模式，首先必須不與任何先驗價值結合，脫離於經驗層面的先驗決定邏輯，而使內在發生變化。這個在局部與整體之間無限的辯證運動，便是思想持續「一分為二」發生變化的基礎（“Eight Thesis”14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