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思想的發生與扣除原則：扭轉之力與「說一半」的真理

「新」的思想，要如何發生？巴迪烏說，當「主體－思想」打破固定邏輯而出現，如同盧克萊修（Titus Lucretius Carus）所討論的原子撞擊而產生的「偏移」（clinamen），透過「扭轉之力」，由內部展開新的思想層次（internal fold），正是知性「獨一無二的局部化過程」（singular localization）。巴迪烏所說的局部與整體之間的無限辯證程序，就是思想的發生：不可知、無法計算、不成為結構性知識的真理，正是透過此思想發生的過程才得以出現。[34] 巴迪烏的拓樸學集合論說明了集合之內不屬於自身卻可能會透過翻轉而湧現新的子集合，也說明了主體如何可能在其所屬的集合處境之下，更新集合之組成，而以既屬此又不屬於此地的元素，開啟新的空間以及新的身體，構成新的組合。局部邏輯的反叛與更新，便是巴迪烏提出的拓樸集合由內在更新的概念。[35]

如此看來，邏輯的翻轉與反叛，在於具有創造性的命名行動，也在於具有創造性的思想行動。如果僅只是依循原有話語邏輯而自發地表現自身，那麼主體只會在既有邏輯之下重複自己、複製自己。問題是：變化發生之下，主體是否承認此變化？如何以新的命名推展出新的思想？新的存有狀態如何得以出現？既定的場所邏輯之「例外」，如何可能從自身發生？根據巴迪烏的論點，場所邏輯之外的例外真相，發生於以被動方式感受事件而發生的思想變化，更發生於遭遇他者時所引發的對於相異於己的他者之理解。巴迪烏說，生命具有創造力。創造性主體的身體所感受的，是世界新形成的內部關係：小小的新的沈思、新的藝術喜悅、新的理解、新的平等熱情、新的思想、新的科學發現、新的愛情（Logics76, 512-14）。透過物質辯證式的創造，新的身體得以出現並改變穩定狀態之組成結構，而使得局部的法則得以被改變。

巴迪烏所反覆指出的，是要置疑單一而絕對的普世性真理，也就是水平軸結構下可共量的普世價值；相反地，只有無法被總體化或是普遍化的多樣而獨一無二之真相或是真理，才是巴迪烏要指出的普世性。巴迪烏清楚說明文化法則與話語內在的限制與片面性是結構性的，不可能有任何不被文化法則所限制的原始狀態。拉岡所解釋的文化與語言的結構性「閹割」，已經說明了真理／真相（truth）無法被完全說出的原因，也說明了為什麼真理必然是「無力」（impotent）與「軟弱」（weak）的。拉岡與巴迪烏所討論的獨一無二的「真理」（singular truth），是在閹割結構之下無法完全說出的真相。要思考「真理」，便要思考是什麼法則驅使其進行「扣除」，而不是思考「真理」所彰顯的完整面向。真理或是真相，是指與現實的實際狀態的相符。每一個主體的真相，每一個情境發生變化的真相，不是任何統稱的真理可以概括。因此，拉岡所強調的「真理只能說出一半」，意思便是指透過「對象物」之雙重銘刻，使我們可以在拓樸空間的「底層」（sub-tract）探知其未被說出的真相（“Truth” 119-24）。巴迪烏延續拉岡的「真理只能說出一半」，強調從現有結構中撤離的「扣除」（subtract）理論，思考此標記處出現之真相。巴迪烏的四重「真理程序」，便是從決斷、辨識、狀態與命名處，思考其無法決斷、無法辨識、持續發生以及無法命名之真相，也就是從標準常模與分類系統的判斷中撤離，在差異的標記排序下撤離，在同一性的觀念中撤離，也從專有名詞中撤離（“On Subtraction” 103-08）。

因此，如果要理解巴迪烏所說的真理以及普世性，我們必須認清這並不是可辨識的知識體系的真理，也不是可見的普世價值，而是情境發生變化時既定的話語結構所無法捕捉與辨識的某個真相，某個獨一無二的真理。這個獨一性真理的預設，關係了政治性主體的可能性。巴迪烏認為，經驗主義所操作的「真理」，只是知識體系與倫理意識形態結構下的命名欲望。國家為了使社會秩序在穩定狀態下發展，因此以共識之名定義公正、制定法律、操作民意、壟斷權力，都只是為了執行國家的意志。這種實證經驗的政治操作完全無法靠近真相／真理，甚至會否認真理的獨一性，而進行帝國式擴張的全稱命名（“Philosophy and Politics” 70；“On Subtraction” 11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