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迪烏探討這個「政治－去政治」問題的方式，便是避免陷入糾纏的話語表述與歷史細節，而首先以形式邏輯進行關於作為「一」（One）的紐帶（bond）之檢討。根據巴迪烏的分析，無論是「群眾」（masses）或是「政黨」（party），在代表「一」而具有統合性的紐帶之下，必然會因為此束縛而被去政治化。巴迪烏認為，若是只討論群眾認同高度理想化的替代性紐帶而被組織與凝聚，發生群眾運動，頂多說明了歷史現象的邏輯，這種說明實際上並沒有對政治進行理論性的論述。巴迪烏指出，群眾只是「存有」出現於「空的邊緣」的「眾多」（a multiple on the edge of the void），輕易透過想像而被凝聚於具有群性之紐帶，例如領袖、國家、神等想像符號（imaginary emblem）。巴迪烏以集合概念說明在「一」的紐帶之下，官僚體系作為集合體，更容易聚合同質性的組成分子，計算其部分與子集合（the parts, the subsets）；除非具有鬆動「一」的紐帶組織之力量，不然被組織的群眾本身並不具有政治性（“Politics Unbound” 68-77）。

巴迪烏要拉出的對比，一端是在符號法則之下被定位的「結構場所」（esplace）， 另一端則是既在此處卻又超出場所邏輯的計算與定位，而能夠重組既定場所邏輯的「外場所」（horlieu）。[26] 「外場所」不在結構之外，不在集合之外，而恰恰是在集合與結構之內發生變化的未知空間；「外場所」與「結構場所」維持辯證運動的關係，而這種辯證運動提供了任何集合內部發生變化的可能性。對於巴迪烏而言，政治本身就是一種「從穩定狀態解離」（unbound from the State）的行動；這個解離的行動必須透過揭露此符號結構所超出的過多權力，以便使「計算為一」（counting as one）的操作功能鬆動：國家管理所處理的，是可被計算的部分，是透過治理而使各部分符合整體之利益；政治則永遠進行紐帶的解構，並使「眾」脫離「一」之綁束。巴迪烏強調，政治的前提是「人們可以思考」，無論是行動或是思想，都不被奴役，而進行解離式的思想革命。巴迪烏也強調，真正的政治不會建立任何紐帶。真正的黨或是政治性組織，也不會建立具有幻想成分的信仰束縛。由於每一個人都必須獨自面對問題與解決問題，因此在政黨中的政治辯論也應該如同兩個科學家針對複雜問題的辯論，持續進行，而不會被任何組織教條所制約（“Politics Unbound”76）。因此，政治便是掙脫觀念的綁束，使獨一而多樣的能力得以出現的行動，也便是思想革命。

巴迪烏所討論的鬆動「計算為一」的操作功能，使「眾」脫離「一」，可以從康托（Georg Cantor）的數學集合論來說明。對於巴迪烏而言，數學就是第一哲學，是以形式邏輯的方式思考存有發生之模式。如同從既定集合中不斷出現新的子集合，本體會不斷發生變化。對巴迪烏而言，抗拒整體化的唯一方案，就是重新定義「集合」，並且在此集合內「徹底局部化」（radical localization）。巴迪烏所謂的「局部化」，是集合論的概念，意指從內部翻轉而更新，在現有條件中出現新的集合，擾亂其奠基公理，並重組其「場所邏輯」（“Event” 100）。巴迪烏說，當存在落入了計算之模式，「一」的規範性便會使存在與「一」的結構同一，而無法回到自身。如何解開「一」的形上學預設與束縛，問題在於如何思考集合內部的變化。巴迪烏利用集合內部發生根本變化的本體論，與洪席耶在當代話語邏輯的外部或是邊緣否定既定話語結構，根本上是不同的思考方向。拓樸集合解釋了多維度的空間概念：集合內可翻轉出新的集合，而集合內的「空集合」便是變化的起點。[27] 巴迪烏指出，任何集合都是多數集合，其中每一個集合都是多數，但是也都包涵了一個「空集合」。這個不含任何元素的空集合，是使得集合以拓樸方式發生變化的因素，而集合中的空集合同時意味著集合中每一個「點」都在「空」的邊緣（at the edge of the void）；巴迪烏透過空集合討論穩定集合內發生徹底局部化的變化，是esplace與horlieu之間透過每一個「點」的「一分為二」的辯證運動。對於巴迪烏而言，「一分為二」不是現有話語邏輯內的分裂或是差距，而是「一」之內部的不可盡數，所有的「點」都在「空」的邊緣，也都因為集合內的空集合而有內部翻轉並且發生新空間的可能性。如果集合是不被「一」所束縛的「多」，是沒有「一」的「多」，那麼集合便可以持續發生變化。巴迪烏的論點在根本處觸及了話語邏輯之計算為「一」以及本體論上發生變化之「多」的緊張關係。